陆川：我最想做的就是找个好女人成家

我一听这个，这个无解这事。后来我也说，我说这个事，你维持秩序是好的，但是你不应该打人，我说这是中国，中国不能这么做。而且你也知道，我说，其实在我们双方是有情绪的，你们来帮我做这个戏，是要解决这情绪，不要去激化这个情绪。你能不能替我去跟学生道歉。鼓手说行，后来他们就，鼓手后来就去到了那个大学生的那个大巴上，向大学生道歉。就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上，其实第一会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那个心情，就处理这事。还一个东西就是，就说说鼓手，你知道吧。就是鼓手在日本，他不是一个职业，他们属于这种，在中国我们叫非物质文化，是吧。

许戈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种。所以是国宝。

陆川：他们属于是被，走到哪都是当宝来保护，所以一打起来，我听我的执行导演说，一打起来，所有的日本演员就，哗，就跑过来。当时他们看，这要打起来，这日本兵再一动，因为他们都穿着日本兵（服装），这日本兵再参与群殴，那完了，肯定当场打死，因为我们当时那天叫的是四百个武校的学生。这才十几个、二十几个，当时我们在场的日本兵才二十几个，日本演员才二十几个，这肯定就拳脚一下去，就干死了。他们以为要打群架，不是，这些日本演员，哗，过去，就抱成人墙，把他们两个鼓手保在里边。这个给我触动很大，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两个鼓手是他们要去用身体保护的人，这个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想，我们会用身体去保护我们自己的什么文化呢？或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就是一下子，我们会觉得很尊重，然后我们去要用身体去保护的东西。有时候这种跨国界的合作，会带给我很多感受。

解说：在长达三年半的筹备、七个月的拍摄中，克服无数困难——已不足以形容陆川所经历的磨难，打赢了一场刺刀见红的战役——也许是更恰当的表述。而陆川却认为，这正是拍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你能跟这个电影一起成长，对生命也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当你扛过来，你就比原来长高了。”

许戈辉：那你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经历了整整四年的过程，现在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陆川：我最想做的就是，找个好女人，然后成个家，然后生个孩子。

许戈辉：为什么？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死亡，还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想换一种活法？

陆川：可能都有。再加上我拍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去见了一次父母，我印象很深。我一开门，我就觉得，啊，他们这么老了。原来我记得我父亲是个中年人，就拍《南京！南京！》之前，我觉得他是个中年人，他很帅。我妈妈是个中年的一个女人，我觉得她很可爱。可是我拍完《南京！南京！》，我去看他们。那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是老人。哎哟，我就觉得我得替他们做点什么，我觉得我能替他们做的最大的一个事，就是生一个孩子陪着他们。其实我也自己很喜欢孩子，我现在就在想，你的电影结束的时候，一张一张旧照片出来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我都崩溃。因为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一张旧照片，被人看或者被人扔掉，不管。我们都会成为一张旧照片，但是你会不会有你的骨血，你寄托着爱和希望的一个东西，一代一代地留下来。我一想到那，我有点紧张，我到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说我是不是得抓紧了这事，就是我特别期待这事。

许戈辉：很多搞艺术的人，都会把自己的作品看作自己的孩子。你不这么看吗？

陆川：对。我是，我是。我觉得电影作品是孩子。但是拍了这个电影，我觉得我还想要阳光下的这个现实的生活，我真的很渴望要。因为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电影生活的时间太长，我突然觉得我想回到阳光下，能够有一个特别扎实的一个女人，挺温暖地跟她拥抱在一起，能够感受一点人的味道。你知道，刘烨也可能很快要结婚，就是他跟我说：川，我想结婚。然后我的摄影师，他每天都在跟我聊，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他受不了再开车一个人回家那种感觉，就是从黑白世界到黑白世界。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这个事之后，都有一个特别热切的希望，都希望回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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