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被逼疯自杀 与一个电话有关

程兴贵因被尊称为老师而执着于代课教师一职

解说：然而胡通彩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去县城报名后没几天她就接到了与他同去的代课教师张宜银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忽然发疯了。

张宜银：他已经认不得人了，他拿个学生作业本，本来是老师打的勾勾，改的题划的勾勾，他就说你看这个高科技这是天然的公章，马上变成红公章了他说是，这就是我的证据。

解说：今年65岁的张宜银是程兴贵生前最要好的同事，俩人在一起代了20多年的课，听说国家要给代课教师补偿，他们便相约一起去报名，张宜银说，当天在审核教龄的过程中俩人都发现自己的教龄被少算了年头，于是他们便分头去找证据，然而当再次见面时张宜银却发现程兴贵的言语和行为开始渐渐变得十分古怪，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关于自己教龄的证人和证据，还无缘无故地打骂身边的人。

胡通彩：后头回来初九那天，初十那天上午嫂嫂接电话，就掐着嫂嫂脖子，把嫂嫂掐青了，把她手机左边摔右边摔，砸了。

陈晓楠：胡通彩怎么也不敢相信在一起生活了近40年的丈夫居然会有一天就突然发了疯，在共和村其实提起程兴贵可谓是妇孺皆知，村里无文男女老少见了面都会叫他一声“程老师”，每逢春节或者是村里红白喜事程老师也都是各家的座上宾，之所以受到村民们如此的尊敬是因为程兴贵曾经是共和村的第一所小学的第一批代课老师，从22岁开始程老师就先后在村里的3所小学教书，很多村民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而作为小山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时常在田间地头程老师呢也会给村民们讲一讲他最爱看的《三国》《水浒》，说起来俨然就像在课堂上一样神采奕奕，妻子胡通彩说得知国家要给代课老师补助的那一天程兴贵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还特意到县城里照了一张证件照，准备在交材料的时候用，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最终成了程兴贵的遗照。

解说：程兴贵去世后，在外打工的亲友们都纷纷赶回了家中奔丧，这其中还包括从小便在叔叔代课的学校上学的程兴贵的侄子程正平，1986年随着村里学龄儿童的不断增多，学校决定在黄泥滂建立一个分校，接收附近3个生产队的孩子入学，彼时已经有着近10年教龄的程兴贵被指定为带头人，他和村民一起建了三间土坯房，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侄子程正平就跟着叔叔在这里上学。

程正平：涨水嘛，就是我们的山水有点大，比如说那个一下起雨来河都无法过，有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处转，在山上多远转着就（送学生们）回家，转山嘛有些时候经常摔啊，摔跟头那个时候，那路滑着呢，我们说的腰杆，腰杆摔了痛了几个月。

记者：那他还上课吗？腰摔成那样。

程正平：怎么不上，还是要上的嘛，没办法，拄根棍子慢慢去了嘛，他要负责，没有办法的对学生。

解说：90年代末，初中毕业后的程正平在叔叔程兴贵的劝说下也当了一名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和叔叔一样都是130元，程正平说叔叔程兴贵因为超生的问题一直没有资格考取公办教师，而他8个子女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留在家里当老师，叔叔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子能够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然而程正平却并没有完成叔叔的愿望，在当了3年的代课教师后，程正平向程兴贵提出了辞职。

程正平：就是我是抽香烟的嘛，（工资）有些香烟都有些时候不够抽，说实在的所以就没干了，我说这工资也太低了，工作又太繁忙了，那又太辛苦了，我说我不想干了，完了他又跟我说喊我好好干，好好地代下去，考公办教师是不是嘛。

记者：这个130块钱（你都）不够花，但是你叔叔这种家里八哥孩子。

程正平：所以我说起来真的有点心酸，第一个一样的收入我们俩，第二个（他）孩子又小，他每天还回家来代了课回家来，要干生产，所有的重担比如说，重的东西都是他干，你必须干孩子又小，所以肥料啊啥子方面如果没钱买的就跟老师（学校）预支出来，要么就到处跟亲戚朋友借，借了你得把庄稼种下去啊。

解说：外出打工的程正平经过几年的打拼在宁波开了一家饭馆，日子也过的越来越好，而程兴贵却依然坚持在村里的小学代课，几十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工资从最早的每月10元涨到了每月180元，期间他有一年半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挣钱是为了偿还给大儿子结婚时欠下的500元外债，很多人无法理解，对于代课教师这份工资微薄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工作，程兴贵为何会如此执着？除了被相邻尊称一声“程老师”，还有什么能够让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呢？但在程兴贵的同事有着40年教龄的代课教师张宜银那里，答案却是不言自明的。

张宜银：老师嘛，人家说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高抬得，但是自己还是觉得可以，当然在我们这地方对老师要说很是敬重。

记者：尤其看着自己教的孩子长大了或者是考出去了。

张宜银：噢，那种就有点理想，正儿八经的，（我的学生）有当医生的，有当老板的，也有当这个（在）地区工作的都有，以前我的学生来了听到我说还在代课，还给我买了套衣服带进来，学生对我还是非常尊重的。

记者：什么感觉穿着这个学生给的衣服？

张宜银：是的嘛，他们成才了还是晓得认得老师，记得的。

解说：在张老师的印象里虽然他的这个老同事在教学中任劳任怨，对学生也是和蔼可亲，但是对于代课教师遭受的一些不公待遇程兴贵有时也不免会抱怨几句。

张宜银：我完全记得的那是第二个教师节，（聚餐）要每个教师要交10块钱的生活费，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他就跟吴银泰（音）老师是我们的会计，他说跟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太不公平，他说什么不公平，他说你想嘛，代课老师二、三十块钱工资，你公办教师几百块钱一个月，千多块钱一个月，都不交钱我们代课教师吃点生活还要交钱，你这完全就是即鸡脚杆上刮油啊，当时吴银泰（音）老师就跟其他老师说，他就是个疯子，你不要管他，就是原话就这么说的，所以说他爱打抱不平，爱说这些不公平的事爱说。

解说：然而那时候的程兴贵不曾想到此后即便是这样交钱聚餐的机会他也不会再有了，2005年在大批清退代课教师的过程中，程兴贵也未能幸免，从1977年第一次走上讲台开始到他被清退，他整整代了25年半的课，离开学校的那天程兴贵简单地跟学生告别后一个人默默地走回的家，从学校到程家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他平时要走一个多小时，当程兴贵最后一次走在这条他往返了几十年的山路上时，心里的那份酸楚和落寞他人已难以想像。

胡通彩：他有时候他想不通他就喝闷酒，这个闷闷不乐的，（他说）这书教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了，他就种地嘛，我们的田收到五千斤壳子，有时候割些草就我去整嘛，重的就是他拿。

陈晓楠：距不完全统计，在云南像程兴贵这样的乡村代课老师将近10万人，而在全国这一群体更是超过了百万之多，他们曾经扎根在国家办学力量不足的农村，拿着微薄的工资却是在乡村教育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的不断的改革，公办教师开始进入农村，撤点并校呢也就越来越多，90年代末期的时候全国各地陆续清退了大批的代课老师，像程兴贵这样代了大半辈子课的民办教师们就不得不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讲台，2006年的时候，经过几轮大规模的清退之后，教育部提出把全国剩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这也就意味着“代课老师”这个在中国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名词将最终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们好像成为了一个庞大而无声的群体，鲜少再被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