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教授为了要显示自己学术的产量非常高，那么他就完全不管质量

那么到了90年代我们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再关心这些问题呢？又或者说到了今天我们唯一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就是怎么样不让政治很直接的、很粗暴的去干预学术研究就行了呢？根据邓正来教授他引述法国社会有名的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讲法，用他的分析来看，这种想法是太简单、太天真了。此话怎讲呢？

他的看法是这样，学术或者我们用他的讲法，社会科学真正要做到独立自主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有一个内在的追求，一个品质上的追求。此话怎讲呢？我们这么来看，就假设今天我们的大学已经能够做到一个地步，就是学者他怎么教，他研究什么，政府是不干预的、不插手的；或者是学校里面教授的平等，他的升职、升降也不是政治意志能够决定的。

那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很独立了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其他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知识规划的问题，或者规划知识。什么叫规划知识呢？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所谓重点项目，每天我们国家会从上而下颁布一些的研究项目，那这些项目是由一个国家单位由上而下颁布出来，大家觉得这叫做重点，希望大家去做这些研究，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官方规划的知识。

第二，就是由很多学者他会常常很直接关注社会，这是好的，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把社会上直接在探讨的话题，当成是我们学术研究直接应该研究的对象。那么这两种倾向都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东西，这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学术，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他应该是有自身的逻辑的。

也就是说从学术角度来看，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某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或者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这个社会上面大家公认的、常识上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现象跟课题。反过来，社会上人人都在探讨的一个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学院领域里面最有价值的事情。

这么说不是要把学术界跟社会区分开来、切割开来，而是恰恰相反，是希望学院因此保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跟距离的时候，长期而言，它会社会的作用才可能是更大的，或者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才可能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这么来看，当一个学术界他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来规范大家怎么做研究，我们现在做到的只是外壳上、形式上用了很多西方的做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考量一个教授能不能够升级、能不能够获得终身教职，我们是看他每年有多少的出版、每年有多少的学术论文，那这些学术论文又发布在什么地方、能够拿到多少项目等等等等。

那么根据邓教授的分析，这样的做法我们只是抄了西方的制度，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很多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有所谓的一些项目，它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并不是一个学术界里面认可的项目，而是由一个政府单位认可的项目。

有时候我们说怎么样去发表论文多一点才好呢？我们重视的是一个徒具外壳的数量，而不是一个学院里面大家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共同评判标准，去看他质量方面的数值是达到什么程度。于是这么搞下去，就是催生刚才我一开始所说的很多学术腐败问题了。

比如说有的教授为了要显示自己学术的产量非常高，那么他就完全不管质量，他可以去抄袭，他可以去找一些学生随便的帮他乱交一些东西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的独立跟自主，才是对治刚才一开始我所讲的，内外交困这种局面最好的药方。

请君细读邓正来：

邓正来，1956年2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1985年从体制内退出，个人独立治学，其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2003年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被聘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自由主义与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杜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和《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等：主要编辑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中国书评选集》等，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译兼主编)、《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市场社会主义》(主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等。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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