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借用美国黑人学者评论家享利·路易斯·盖茨的1990年说的话，他说教文学就是教价值观，教一种美学体系和一种政治秩序，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选修历史、生物、考古、医学等等。中西同理，读者育人，只不过在我们今天的大学里，好像至今还只有学文科的人才必修精典作品，而且哪些是必修的，哪些是不必修的，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

如果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还可以理解，如果是初于深层的历史迷失，那就不免有些令人悲哀了。《伟大的书》，这本书中的西方精典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并不陌生，大卫提到了一些西方社会的问题，如今也正成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国读者感到很容易和作者沟通，也能欣赏他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真知灼见。

大卫一再提到媒体社会这个词，这反映了他对目前生存环境的担忧，甚至感到个人是无法和历史对抗的。但无论内心多少绝望，他的批判却没有导向玩世不恭的诅咒和嘲讽，而总是赋予尊严，充满了善意。

大卫从来不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之类的大词，他只说我自己。即使需要关照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他也很少以群体的民意去褒贬什么东西，寓言什么东西。

他的动机显得很单纯，就是想借过去的智慧解答今天的问题。那么对于国家间的竞争来说，哪一种方式更有利呢？按照一般的逻辑，应该是个人直接认同国家民族的目标，要比强调自己的发展，更便于动员集体的合力，也更容易给人以道德感和秩序感。

但是知觉又告诉人们，更强大的、更有后劲的，也许是那种表现上的一盘散沙，纷纭复杂的社会。它看起来似乎人们在各行其是，实际上是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充分展现，它看起来有无数个意志在冲突，实际上却有无穷的创造力在凝聚，这一点在国家生死存亡的之际，看的最清楚。

为什么不同社会的凝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其中的道理很难说清楚，但感觉上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差别，也就是注重个人价值的社会公民，他们平时是一个个的互补依附的个体，以充实内心的为乐，一旦国家需要就如同开启了无数智慧的大脑，会聚出惊人的创造力。

而一切以某个目标相号召的社会，人数再多，再顽强，也如同群体的自我复制，因为只有一个大脑，或者所有大脑只按一种思路在运转，这不利于个人的创造性、丰富性的开掘、发挥。

而且一旦做出错误的决策或者是达到目标的话，又很难及时的纠正，自我调节也就是说两种不同凝聚方式之间，也许就存在着无数的大脑对一个大脑这样一个潜在的不对称力量的对比关系。

郭小聪写道敞开的说，读过这本《伟大的书》在精神享受的同时，又感觉更深的惶惑。因为作为一个东方人的切身体会，我愈发感觉到大卫身后的文明恐怕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遇到的最强大，最令人们琢磨不透的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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