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吕思宁：欢迎收看《开卷八分钟》，在《说什么怎么说》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另外一本书，这就是美国人大卫·邓比所写的《伟大的书》。

这本书论及了从荷马、布拉图、莎士比亚到尼采、伍尔夫等20多位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精典作品。1996年这本书被美国人评为当年最瞩目的书，很快这本书就传入中国，至今在中国已经不只一个译本了，十分走红。

大卫是一位电影评论家，人到中年，生活平静，可是他越来越不能容忍生活的浮躁和平庸，特别是作为媒体的语言，他十分厌倦媒体，他感到正是媒体社会把人们变得日益平面化、观景化。大家都像海边阳台上的旁观者，有资讯却没有知识，有表象却没有历史，有本能却没有信念，一切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什么都没有留下，脚下的根基却已经在动摇了。

他是这样说的，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个读者了，我已经成了唯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杂文的人。我拥有咨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却没有原则，我拥有本能却没有信念。我的记忆正消失于媒体生活的迷雾中，我是个看生活而不是过的生活的人，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尤其作为一个媒体人。

阅读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积压的速度，第一天的报纸还没有读完，第二天的报纸已经送到。准备有空的时候，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读的报纸，还没有等到有空余的时间，就被新的准备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读的报纸所覆盖，最终还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阅读就被清理门户，请出家门了。媒体正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模式。

大卫·邓比在《伟大的书》，这本书的前沿中写到，媒体给予资讯，但资讯在90年代已经变成了瞬息而不稳定的东西，一经到位立刻分解，一些片断得到充实，其余的就被匆匆的推给了舞台。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大卫说我厌烦了，但却仍然饥渴不解，我被抛弃了现代媒体生活中，我被抛进了现代媒体生活中，一种满怀厌恶的兴奋状态中。

到了这个世纪末，到了这个千年期的尽头，媒体文学要全面的接管把文学推到了视野之外，我的厌恶中带上了各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情绪，怀旧、遗憾、愤怒，甚至是绝望。

大卫由此想到严肃的阅读或者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的同化的办法吧，一种找回我们的世界的办法。于是，时隔30年之后，大卫在1991年又回到了母校，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和18岁的学生坐在一起，重新阅读《伟大的书》。

那是哥伦比亚大学任何一个专业的本科学生人人都必须选修的课程，不管这些18岁的学生以后做什么，操什么行当，是创什么伟业，或者是造什么孽，你都要先读伟大的精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