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他参加反国民党的一个斗争，帮助共产党。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爱国人士。后来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他也留下来，在大学里教书。

1957年陈仁炳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用了西汉贾谊上书的方式，就是《治安策》。写了“天下事可痛哭者有几个，长叹者有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就成为恶毒攻击的罪证。所以这位老牌爱国民主人士、历史学教授，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知道，当年1957年“反右”的时候，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扩大化”就做了平反。但是，据我知道有5个右派分子，一直没有平反，也没有摘帽。其中有一个就是陈仁炳。

贾植芳在这文章当中，还特别讲到了陈仁炳在文革当中的经历。他家、他父亲、他的兄弟的悲惨遭遇。还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贾植芳也应该平反了。那么他觉得，“反右运动扩大化”问题也处理了。想来，陈仁炳先生头上顶两吨半重的右派帽子，也该摘下来了，但是一次他到贾植芳家里的时候，他才知道问题没有解决。

问题没有解决，待遇还是恢复了。比如让他继续教书，搬了家。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教我们历史系专业英语。他自己选了很多教材，都是打字、油印的教材。

他让我们知道了第一本英文字典。我也到过他家里，他很仔细的帮我看了我要到大学去读书的推荐信，然后签下了他的名字。这是我和陈仁炳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

像这样的人物，在复旦大学确实还有不少。这本书里贾植芳提到的，还有赵景深教授、陈子展教授等等。这都是当年我们曾经作为学生有过接触的。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赵景深教授到我初中的班上来讲。讲的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但是很清楚的记得的就是他讲到昆曲的时候，他就捏着嗓子唱了一句，学花旦的样子，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大文豪、大学者的人，当时在跟我们学生相处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平常的。像赵景深，他很容易就到一个中学给我们初中生讲课，还唱戏给我们听。现在像这样的教授多不多呢？我想还是有，但是应该不多了。现在的教授，如果我们想能够和他请教都很难，因为现在的教授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