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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本书是杭州的民间学者傅国涌先生这本《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傅先生是一个在杭州自己闭门读书做学问、做研究、写文章民间学者，虽然身不在庙堂，没有在大学里面谋得一官半职，可是做得却是一个学者的工作，而且是个有良心的学者的工作。他不只很勤劳的出书，在报刊上面发表议论，同时还做了很多研究。
就拿近几年来讲，他很关心的就是近一百年中国的言论史的变化，这本《笔底波澜》就是他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一个笔记。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中国读书人还有中国传媒人怎么样开始把传媒要说真话这样的一个概念带到中国，然后希望散布出去，巩固下来的一种努力。
晚清：王韬、梁启超、于佑任争取公正言论
比如说我们先看看王韬，这可是香港人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循环日报》并不是中国第一份报纸，不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印刷的报纸，但是他却是第一份中文报纸而能够办得成功的。当时王韬办《循环日报》，就处处以英国的《泰晤士日报》为楷模，就议论要一秉公平。他希望形成公正的舆论，在十年间他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后来的同代的报纸转载，而且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王韬，1874年就觉得做报纸就必须要公正。
后来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绝对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笔影响了一整个时代的舆论倾向，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他自己办报纸，最有名的就是1896年他办的《时务报》，它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是》，就是他认为办报馆是对国家有利益的。他说报纸等于是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费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他办的报纸在报纸上面洋洋洒洒写自己的评论文章，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呢？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文笔好，而是他说出了大家老百姓想说的话，怎么去做到的呢？就是他要很懂得一个时代的民情，当一个时代你觉得到了关键时刻，你觉得很多东西要变化，谁能够掌握到那种情绪，把那个求变的情绪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成功了，这就是梁启超了。
再来我们看看属下来到1909年了，大书法家，一代草书大家于佑任，原来他也办过报纸，他办过一份报纸叫《民呼日报》，他里面还有一个宣言，他说夫报馆者故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利于反对之地位者也。他说我们民呼日报者呢，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事件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民国：《大公报》是现代中国史上最伟大的一份报纸
请大家注意，刚刚我们数了一直都是晚清年代，晚清的时候对于舆论，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压制，但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起来奋身反抗，后来到了军阀割据时期，当然大家日子过得更不好了。比如说1921年的时候，当时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写给国务院，而且通令全国所有的报章一起起来捍卫言论自由，怎么样捍卫言论自由呢？就是说当时根据临时政府叫做约法，这个约法里面就说到，人民权限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可是当时的这个北洋政府呢，他颁布了这些法，其实完全都是限制刚刚我说的这些自由，完全是相冲突的，于是当时的全国报界联合会就呼吁大家联合抵制政府，批评政府，然后奋身抵抗，然后要求政府要搞清楚，你现在这些法律是违宪的。
当然最后我们不能不想到的就是《大公报》，这大概是现代中国史上面最伟大的一份报纸，大公报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就是不卖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业利益；不私，不以报纸这个公信为私人用途，满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随溯流，要做到这四点。这样看，到现在是一百年的理念，我们中国做传媒的人有多少时候，多少人我们是做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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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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