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治东：可能你说的问题呢，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实际上是96年一次，还有可能是98年的那一次。96年那一次就是对市场的过热现象做了一个全面的报道分析，用评论文章的方式，98年那次认为市场部够热，我们市场部热，我们市场要快速发展，所以您指的是这两个评论文章，很多人经常拿这两个评论文章做对照分析，确实看到中央在某一个时期，国务院领导在某一个时期对证券市场看法不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希望它热一点，有时候希望它温度降一点。
曾子墨：所以有人常常批评中国的证券市场是政策式是社论式认为它不符合市场本身运行的规律。
阚治东：到期你说这问题确实早期存在这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应该说资本化运作的市场，政策关于，应该尽量减弱一点。甚至我陪一些领导到联交所，香港联交所一些理事们探讨过程中间，我们有些领导就和人家联交所理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们都是专家，我请教你们一个问题，说股市过热以后说政府有什么办法，把它降下来。
我记得有个理事问他，说某某领导，你说股市过高，价格过高，这种价格是认为制造的价格还是市场交易过程中间，买卖过程中间自发形成的价格？他说交易是自发形成的。人就回答他。他说我认为，在交易过程中间自发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价格。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领导，境外，包括香港联交所当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确实大家差异是比较大的。
曾子墨：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您会认为这种通过行政手段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吗？
阚治东：必然的，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必然不会是合理的。
成为“先烈”、“先驱”是必然
阚治东最终被予以“5年市场禁入”的处罚。早在1995年，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就因“3·27”国债事件而遭遇牢狱之灾，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席尉文渊也因此辞职。至此，上海滩金融界的三大猛人全部淡出证券市场。
曾子墨：免职决定下来之后，当时一定是心情非常的低沉吧？
阚治东：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我向国务院调查组主动提出，我希望他们不要对其他的干部扯到问题。但是免职报告出来以后，我感觉还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曾经我也向我们的市领导、组织部的领导，我说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当一个普通的员工呢？他说既然走了就走了，你这样在人家怎么工作呢？所以还是走了，离开了。
曾子墨：如果一个人发生问题可能是偶然，三个人都发生问题，而且在今天三个人都远离了证券行业原因是什么呢？
阚治东：这问题只能说，整个现象当时还是稍微普遍的现象，到今天为止，我估计慢慢的这些问题都会越来越少。当时证券法还没有出来，我们当时运用了很多规定，规定的约束力、大家的理解力，实际上和法规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曾子墨：你们今天还会彼此见面谈到这些事情吗？
阚治东：您也知道证券业有一句大家经常说的话，证券业里边早年的从事证券业的人几乎都不在证券岗位上，而且离的方式都不是那么愉快的。所以大家在一起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证券业发展到今天，为此感到高兴，同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说说我们早年搞证券这批人，怎么都以不愉快的方式离开呢。
曾子墨：你们给自己的答案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法规的不完善吗？
阚治东：有些人当然说了，说先烈和先驱的问题，说你们是证券业的先驱，先驱就是先烈，所以很多调侃，于是调侃说证券业就是这样的情况。
曾子墨：成为先烈先驱也是必然了。
阚治东：从我们来说，我们想我们稳稳健健的把公司一步一步发展，就是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既然出现了，我们想也是必然的现象。
1999年，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阚治东应邀南下担任总裁。对当时的阚治东来说，创投就像他10年前做股票一样，是一个全新的行业。阚治东重新打造了自己“赚钱机器”的名头，他率领的深圳创新投资，成立仅四个月就有了2012万元的利润。2001年盈利更达到1.4亿元。
曾子墨：深创投当年确实很快就盈利了，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在批评您当年的做法更多的像证券行业一样，因为盈利的大部分可能来自于购买国债或者申购新股等等。
阚治东：这个问题是这样，我当时把整个盈利模式搞成三段式。因为我首先和国外的基金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海外基金谋取的是长期收益，很多海外投资者说我投资下去三五年没有回报我无所谓的。但是当时我们的股东，都是上市公司。后来我们搞到16个亿，说你三五年不给我汇报不行的，所以这里头就有短期收益的要求。
我们最早期几年在投资没回报过程中间，就是要资本市场打打新股，把闲置资金利用，剩下的资金不能放在银行里面，靠运作，给股东适当的回报，这个回报都是非常低的。到中期，就靠投资回报，未来靠什么呢？就是学海外的基金和基金管理模式，你要管庞大的基金，通过年管理费收2.5%，这个形成你最终的收益。
曾子墨：所以这是一支有中国特色的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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