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法之间的战事最终没有避免，虽然在陆地打了胜仗，却在一年后被法国人破坏了福州马尾的船厂，福建水师主力被摧毁，总损失据称达“一万万两白银”。

法军侵越与战争爆发19世纪下半叶，法国金融资本迅速发展，促使其加紧推行殖民政策。1862年(清同治元年)，法军大举入侵越南，占领西贡(今胡志明市)及其附近大片地区。1873年法军又侵占河内等地，越南国王请求被迫流寓越南保胜(今老街)的中国广西天地会起义军别支黑旗军帮助抗法。12月21日，黑旗军统领刘永福率部大败法军于河内近郊，毙其头目安邺，迫使法国侵略者退出河内。

1882年(清光绪八年)法军再次入侵越南北圻，先后占领河内、南定等地，并声言攻取黑旗军根据地保胜。刘永福又一次应邀援越抗法，1883年5月19日于河内近郊纸桥再败法军，击毙北圻法军司令李威利(又译“李维业”)等数十人。

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变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其后，法国加快侵华步伐，威逼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与其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及国境条约。遭拒绝后，法军即于同年12月中旬向应邀扎于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战争爆发。

法军与清军对峙于越南北圻(1883.12～1884.5)战争爆发前，清政府虽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增强了原驻北圻的广西清军兵力，又命云南方面派兵出境，互为声援，并派人联络黑旗军援越抗法；但是，总的指导思想是避战求和，消极防御。

法军则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决定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各个击破驻越清军，占领整个北圻，进而觊觎中国。

1883年12月14日，由河内出发的法军6000余人在孤拔海军少将率领下，分水陆两路，向红河中游战略要地山西发动进攻。驻守该城的黑旗军和清军共约5000人，奋起还击，鏖战3日，终以孤立无援、伤亡过重而西撤兴化。

1884年3月8日起，来自河内和海阳的法军第1、第2旅共约1.2万余人，采用正面佯攻、翼侧绕击的战法，水陆协同，进攻清军50余营重点守备的北宁城。由于前敌将领指挥无方，兵无斗志，北宁于3月12日失守。不久，法军又占领谅江、太原等地，迅速控制了整个红河三角洲。1884年5月11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完全占领越南，同意撤回全部驻越清军。

战争扩大至中国东南沿海(1884.6～1885.4)《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约不足旬日，法军即迫不及待地要求进据谅山、保胜等地。6月下旬，向谅山推进的法军一部炮击驻守观音桥(今北丽)的中国军队，挑起“观音桥事件”。清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法国政府随即以此为借口，要求清政府立即撤军，并赔款2.5亿法郎；

与此同时，电令孤拔率舰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准备直接进攻中国本土，扩大事端，迫使清廷就范。在法国政府威逼下，清政府一面下令撤回全部驻越清军，一面以署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于上海举行谈判。法国急于炫耀武力，于8月上旬派军舰3艘进犯台湾基隆，被守军击退。21日，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

23日下午，事先驶进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远东舰队主力突袭泊于港内的中国福建海军。福建海军仓促应战，在半个多小时的战斗中，被击沉军舰9艘、其他船只13艘，阵亡770人(见马尾之战)。

福建海军马江惨败，中国朝野震惊。在主战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正式对法宣战。鉴于海上难以与敌争锋，在“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法军则企图东攻台北，西取谅山，据地为质，勒索赔款。

10月初，法国远东舰队主力扑向台湾北部的基隆、沪尾(今淡水)，守将刘铭传撤出基隆之兵，使法军轻易占领基隆；但进犯沪尾的法军受挫，败回海上。此后台湾战事呈胶着状态，法国的战略企图未能全部实现(见基隆沪尾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