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5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留学事务局的监督）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留学事务局首任监督）。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1881年7月9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推切尔牧师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10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