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已近不惑之年林肯已经不再坚持激进的反奴隶制立场，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希望这一制度能通过渐进方式解决。甚至在1854年10月5日，一批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斯普林菲尔德筹备创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时，林肯都不得不躲避风头。作为一名想在美国政坛发挥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不得不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前对自己的理念做一些修正。他迫切希望得到南方人的理解。

林肯的好友，种植园主斯皮德曾在信中向林肯表示，自己宁肯看到联邦解体，也不愿意放弃对奴隶的合法权利，尤其是那些毫无切身利害关系的废奴主义者，他们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财产。而林肯在回信中则劝慰斯皮德道：“我不知道有谁主使过你放弃这一权利，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要你这样做。这个问题全由你个人定夺。”

林肯苦口婆心的解释，就是为了让南方人消除误解，淡化早年那个激进废奴主义者的形象。他试图向南方人表明：他只是反对奴隶制再扩张，但不会支持一下子解放所有奴隶的激进策略。因为这会使国家陷入混乱。

不过，尽管林肯在公开场合变得温和了，但私下里他却承受着巨大痛苦，在给斯皮德的另一封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矛盾处境，“极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被追捕，被捉住，被抓回去，再过那终日横遭鞭打、被迫做无偿苦役的悲惨生活。不过，我还是要一直紧闭嘴巴，保持缄默的。”

1860年11月6日，林肯在内心巨大的矛盾中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此时，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废除与否的争议几近白热化，随时都有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当就职仪式落下帷幕后，人们马上逐字逐句地研究就职演说全文，尤其是南方各州，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其实，这篇演讲稿在原稿基础上做了重大修改，林肯原稿末尾有两句话写得充满火药味：“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从捍卫它的立场上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个严肃的问题得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回答。”在听取了政府行政班子的建议后，这两句话最后删掉了，加上了一些亲切的语言。

林肯在任职总统后，继续反对激进废奴行为，撤消了一些将军私自解放奴隶的命令。他还希望把黑人迁移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居住，这也是当时很多废奴主义者的观点。从人道上他们反对奴隶制，但他们又不愿意与黑人生活在一起，林肯亦如此。有人认为：林肯打算将黑人赶出美国的做法是他一生的污点。不管评价如何，林肯此时就是希望能挽留住那些吵着要脱离联邦的蓄奴州。

林肯还主张通过补偿南方奴隶主财产的方式来解放奴隶。即使在内战爆发后都还没有放弃这种妥协的立场。1862年7月，林肯再次把边界各蓄奴州的国会议员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果现在还不答应他的财政补偿方案，一旦战争持续下去，胜利肯定属于北方，到时蓄奴州连补偿都捞不到了”。可是，这样的讨好政策还是被蓄奴州拒绝了。南方是死心塌地要脱离联邦了。

林肯曾在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时，称她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其实，内战爆发的催化剂是“斯科特案”。《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只是增加了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

黑人斯科特曾随着主人在两个自由州生活了四年，1854年，斯科特突然向州法院递诉状，要求自由身份，理由是他们一家曾经是自由州的州民。案子几经周折，闹到了最高法院。本来，这个案子的焦点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问题：曾在自由州生活的奴隶，是否应该得到自由。然而斯科特的主人桑福德却绕开这个问题，指出黑人根本不具备公民资格拥有诉讼权利。最高法院1854年的判决认可了这一说法。最高大法官坦尼的理由是：美国原本是由各州组成的联合体，在联邦诞生前，只有州公民一说。宪法通过后，美国成为了一个联邦国家，州公民才自动上升为美国公民。然而在美国宪法诞生时，黑人连州公民都不是，自然就不是美国公民了。这个在法理上能说通的判决，却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周密权衡和对历史的高瞻远瞩，它将南北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反奴主义者在案件败诉后，已经容忍不了这样的状况继续存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历史的倒退，黑人现在连公民都不是了！而南方也容忍不了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既然当初建国是自愿加入美国大家庭，既然北方看不惯奴隶制，大不了南方主动退出这一大家庭，省得整天吵闹，各过各的生活，互不干涉，岂不更好？北方人显然不能接受南方人的逻辑，一场对于奴隶制废除与否的争论，上升为对联邦统一的论战。

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正式就任总统时，美国已陷入四分五裂之中。联邦不能统一是林肯无法容忍的，他不能眼见国家在自己的手中分裂。这场内战之所以爆发，首要因素就是因为南方蓄奴州要分离出去，而作为合众国总统的林肯必须站在绝对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上，并不惜一战。

我们看看1862年8月22日时林肯给《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就更清楚事实真相了。林肯说：“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