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年初，我采访冶金部得知，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124．6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1000多万吨钢。而那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1000多万吨钢。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用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一。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尽管布鲁斯说过“双轨制是平稳过渡的桥梁”，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成了难以忍受的肮脏泥淖。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范围内的合同不能完成；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

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价就越高。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薮，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