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被称为改革开放重要参谋的原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杨启先说，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在各省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也只好搁置另议。

1981年，杨启先就任体改办规划局长，提法就谨慎多了，只能说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到了这一年底，“商品经济”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1981年11月22日，陈云在与各省书记座谈会上也强调要“按计划办事”。

“那个阶段，理论界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说，一位中央领导曾批判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说这些主张势必“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最终，1982年9月1日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出“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1982年、1983年间，媒体对商品经济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在受到批判之后，薛暮桥最终作出了让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其间，高层内部把经济学家分为四类，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作为第一类，主张商品经济的则列入第四类。

到了1984年，即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时，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杨启先回忆，商品经济论在当时理论界已屡有提及、但中央文件尚未写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议，要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开始起草，杨启先被调入到起草小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