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宪法不抵触

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邓小平这样评价。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体改委原委员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他说，就是在文件出来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

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卓炯1979年春又撰写了著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