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上保障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

不戴“红帽子”有疑虑、受歧视，戴了“红帽子”还有可能戴到鬼门关去，私营业主自然热切呼唤法律上的保障。

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的一份调查材料进了中南海。这份调查材料反映了一个典型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近来一些私营企业者患“百万恐惧症”，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百万资产之巨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于是他们心事重重，不寒而栗。有的怕露富，即便对亲戚、朋友，但凡涉及到资产问题，也总是守口如瓶；有的已在悄悄地抽走资金，或找借口压缩生产规模，辞退雇工；有的则将经营所获取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购置高档奢侈品，建造豪华的住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当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迫切需要拟订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营企业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经营。”随即，为私营经济立法问题，迅速提到了议事日程。

1987年10月16日上午，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私营经济立法问题的会议。主持会议的国务院负责人就立法依据问题指出：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以来，很多事情都是只要看准了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尽管没有成文的规定，或者甚至同原有的规定相矛盾，也允许先试验，在实际中进行检验。对私营经济也是如此。经过了一段时间看一看以后，实践已证明了在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的问题是，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运用法规和政策加以引导、监督和管理。所以，我们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立法当然要有宪法根据，而就目前而言，我国宪法中确实没有关于私营经济的条文，但宪法也是要根据变化了的国情进行补充修改的。

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引人注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