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戴“红帽子”寻求保护

虽然姜维获得了第一张私营经济的“准生证”，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法律上仍然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上述关于雇工的“七上八下”的争论，虽然有邓小平要“看一看”的方针，但依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体系，雇工所产生的部分收入是非劳动所得，非劳动所得即是“剥削剩余价值”，而这实为1982年《宪法》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的规定所不容。换句话来说，对于私营经济的经营者来说，在宪法上缺乏存在依据，法律地位不明确。

处在这种尴尬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营者自然心有疑虑，此其一；其二，与国营经济相比，私营经济的“庶出”地位，决定了其经营者要遇到无法言说的歧视。上文提到的高德良，在1980年10月给中央领导的上书中，即体现出了私营业主的普遍心态。

关于心存疑虑这一点，他在上书中写道：“(我)目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关于所受到的歧视，他在上书中也直言不讳：“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国家对新办国家或企业可以免税一段时间，但作为‘私人企业’，新办没有喘息期。国家或集体开办一家企业要资金，个体户办企业同样要资金，一开始在税收上就‘以严处理’是吃不消的。‘周生记’开办花了三千多元，但从第一天起就征收重税，几千元资金什么时候才能清还？作为‘私人企业’，全部(基本上)商品是经济商品，再在议价(高价商品)商品的营业额征收3％的工商税，还有所得税，是否重？起码一点，价格高，竞争力必然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