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 改革开放》第四集：
返城知青被“逼”成为“个体户”
大批知青返城
1968年-七十年代末期。“十年浩劫”期间，约15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大批知青纷纷返城，仅1979年，全国就需要安置1538万劳动力就业。政府的安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让他们能自谋生路，政府为他们打开了个体经营的大门。同年国家工商局给中央写报告，申请允许办个体户，搞个体经济，得到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从此，中国出现了“个体户”这个名词。而在东南沿海，如温州、石狮、珠三角，早此几年已经出现了小作坊、小商品贸易，它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起到了催动作用。在刚刚开放的商品流通领域，无业者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尽管仍然被人蔑视，但能够自食其力毕竟要比“吃闲饭”好得多。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两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101万。所以，城市个体户实际上是被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逼出来的。
1979年6月返城知青尹盛喜在北京前门搭起第一家大碗茶茶摊。关于父亲尹盛喜和大碗茶扯上联系，女儿尹智君是偶然知道的。如今已是老舍茶馆总经理的她，依旧记得当初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小学5年级左右，新学期开学了，所有报名的孩子都要填一份表。当时，尹智君还是在父亲工作单位一栏上，按惯例写上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但是，老师跟她说写错了，要写“大碗茶”。“我当时就愣了，后来才知道父亲已经带领着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们卖大碗茶去了。当时觉得特别丢人，自己的爸爸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当，要去卖大碗茶呢？感觉特别没有面子，后来我从不跟同学提起我父亲是干什么的。父亲摆大碗茶的地方，离我们家、学校还有同学的家，都特别近，但是我每次远远地看着他在吆喝卖茶的样子，都会觉得害羞，宁愿绕道回家也绝不经过茶摊。”当时尹家家境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之前父亲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工资虽然不算太多，但至少是旱涝保收，不像卖大碗茶时，每天的收入不固定，风险大。“当时家里有3个孩子等着他挣钱给交学杂费，母亲对父亲辞公职很反对，有一天，父亲在茶摊忙到了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敲了老半天门，母亲愣是不让我们给他开门，以此作为对父亲更换职业的抗议。”尹智君回忆。在尹智君看来，“当时社会上的人对于父亲带领返城知青创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态度。大家都明白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既解决了青年的待业问题，又解决了前门没有茶水铺的难题。但是大家在那个时代会有很多偏见，比如就有人直言：做买卖先富起来的人肯定不怎么清白。
“个体户”是为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而情急之下产生的。当年，以国人固有的“兴无灭资”的传统意识来看，“个体户”虽然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它的发展壮大，必然是形成资产阶级的温床。因此，即使在中央看来，在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仍然必须明确限制其活动范围和规模。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通知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既承认“个体户”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其扩张，用一个只允许“轻微剥削”的“紧箍咒”，把“个体户”限制在小规模、边缘性、个体范围的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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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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