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推进农地入市 遏制政府“圈地”

核心提示：推进土地的市场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仅是满足农民利益补偿的要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土地价格能够有所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农民的分钱会多。另外，土地价格上升会遏制人们对土地过度的需求，所以通过价格的上升来约束城镇的随意扩大，来遏制政府随意的圈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凤凰卫视11月17日《一周财经新趋势》，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三中全会释放改革信号，新一轮土改攻坚启动在即，怎样才能突破重重阻碍，农民如何获取财产权利？

陈蔼贫（深圳市住房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土地，适度地，有条件地进入市场的问题。

解说：谁是感动总理的“亲”引发讨论，决策层体验小人物创业艰辛，最低注册资本金取消，草根人物该如何实现新的创业梦想？《一周财经新趋势》敬请关注。

吴柯萱：我们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闭幕，但是未来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改革，应该如何改革？这仍然是中外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三中全会中明确指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建立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是备受关注。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

一直以来，土地改革被视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关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关乎中国的改革方面，包括金融、税收、房产改革，更是关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而现在的土地制度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农村最基本要素的土地不能够平等地进入这个市场的过程，这恰恰是广大农民没有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没有能够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最基本原因。

让进了城打工的农民不仅仅是进城去打工，去赚钱，还要把家安在城里，把钱花在城里，这个过程叫做农民的市民化。

然而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已经对农民市民化产生了消极作用，也就对于城镇化进程形成了阻碍，一方面呢，农民无法取得自己这块土地的增值收益，缺乏在城里住房的购买力，没钱买房。另外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无法向城市快速自由地流转，这也加剧了土地资源稀缺的局面。开发商能够用来盖房子的地很少，这就间接推高了房价上涨。而本届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富裕农民更多地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这就意味着农地流转形势将进一步地多元化，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将延续，允许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参与开发经营，或者进一步说，有可能会允许农地的入市。

不过，探讨多年的土地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允许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已经是共识，但是规模经营能够做多大？什么样的农村经济体系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本期的头条观察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新土改。

解说：当前土地制度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农村最基本要素的土地不能平等的进入交换过程，恰恰是广大农民未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基本原因。有分析认为，农民更多地财产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与农地相关的权利，尤其是非农化流转权利，所谓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中，农村最主要的要素之一就是农地。

陈蔼贫：从三中全会释放的这个信号来看，整个土地制度改革至少要达至三个目标，终结，或者缩小这个剪刀差，非公立的征收农民的土地，要求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从下一步来看我觉得恐怕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土地，适度地，有调节地集中市场的问题。

解说：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指标配置不合理导致，1998年以来，我国按计划指标配置建设用地，但由于不掌握各地市场导向下土地需求的完全信息，指标不切实际，分到基层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或是因审批手续繁杂，不能及时得到指标。结果要么是放弃建设，要么不批先用或少批多用，使违法用地案件大量发生。

陈蔼贫：这种指标配比它不是通过我们说严格的规划、计划来实现的，而这里面行政的意识过多，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把这个指标走向一个法律化，而不是采用目前我们这种行政化的手段。

解说：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靠卖地赚钱也成为改革障碍，按照目前的土地管理法，一亩地的征补一般补偿不超过6万元，然而从农民手中征来的土地经过招标拍卖后，价格往往会超出几十倍，上百倍，转手到开发商手上，一亩地的价格甚至超过千万元。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这样一方面政府有很大地积极性去征地，另一方面农民得到的收益补充又非常之低，所以说这个形势，所谓的被征地农民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这种对立可能在很多地方引发一些，包括暴力，不安全的这一些事件。

解说：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征地冲突，大部分都是因为征地农民被补偿不满而引起，据中国国家信访局统计称，群访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每年全国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在400万件左右。而另一方面，过低的征地成本也导致圈地的冲动难以遏制。

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大了83%，但同期城镇人口，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仅增加了45%，中国政府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

罗必良：我们之所以说要使对农民的补偿不能过低，在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提高土地的成本，如果土地成本比较高，那么政府拿地的积极性就会受到约束，因为政府获得的剪刀差，土地价格的剪刀差就会很薄了。所以说推进土地的市场化，在很多的程度上不仅是满足农民利益补偿的要求，在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土地价格能够有所上升。我们土地价格上升，农民的分钱会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土地价格上升会遏制人们对土地过度的这种需求，所以通过价格的上升来约束城镇的这种随意的扩大，来遏制政府随意的圈地，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重要的性质。

吴柯萱：一直以来，中国就是个倚重农业，倚重农民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农业人口正在减少，但是农民的问题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土地，农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土地的问题，在中国，土地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凝聚着社会变迁历史的关键词，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中国的变革和前行始终是围绕着土地在进行，依靠土地制度的变革，中国的领袖们赢得了政权，解决了人民的温饱，推动国家从乡村走向城市。

但是如今土地也成为了中国继续市场化改革的巨大压力之一，许多的学者甚至认为土地制度的变革将决定整个中国的未来。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是在1986年公布的，至今历经了三次修订，其实有关中国土地的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起，就不断地历经暴风骤雨，跌宕起伏，我们来回顾一下。

解说：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电影《暴风骤雨》反映了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形。1946年，正当解放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支持共产党的积极性。耕者有其田，获得土地的农民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根本的支持。

罗必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把原来集中的，少数的土地，那种私有制，转化成按大多数，绝大多数，应该说90%以上，应该说98%的农民都拥有自己土地的这样一种均衡制的私有制。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都有一个规定是农民拥有土地及相关生产资料，在1948年的土地法大纲里面，到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都一再确认的一件事情。

解说：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的大背景下，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私人所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又回到了集体所有。

罗必良：建国了以后，我们建国初期就开始土改运动，我们土改运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农民原来以私有化方式所得到的土地，我们把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名义上是合作，其实本质上就是把农民的土地变成了什么？改成了集体所有

解说：进入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进一步开展了一大二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强调极端地平均主义，土地等生产资料高度公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村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地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再一次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民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经营方式由集体生产，再次变为农民个体劳动。

改革开放30年后，家庭制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已落后于形势发展，农民虽然有小块土地使用权，但不能成为农民手中可以流转的资产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变卖、出租、抵押，农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工商业，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农民收入增幅落后于城镇居民，以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却无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

吴晓波：除了劳动所得以外，他的财产净收入部分几乎是零，有些学者认为说，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农民的财产净收入来使社会发展更公平化？那就变成到一个问题说，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和农民有没有权利用商品的方式来出品他的直流地，宅基地，或者他的承包用地。我对这个问题我都不敢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解说：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通过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被称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试验。

在严格用地的原则下，此次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此前重庆、成都都曾经尝试过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改革，并创造出“地票”、“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房”的新型模式，但这些新尝试最终并没有得到高层的全面认可。专家表示，未来城乡要素交换的突破口，可能在允许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更多参与经营开发。

10月8日，深圳市实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试点，该试点绕过传统流程，只需寄售单位和国土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即可实现土地的转让。在土地增值收入分配上，有消息称，卖地的收益分配方式是70%归深圳市国土基金，30%归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可以继续持有不超过总建筑面积20%的物业，专用于产业配套。

吴柯萱：曾经有一本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土地所有权做出了深入地分析，可见土地给社会带来的难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只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都需要警醒，不仅地方政府在严重地依赖土地财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是严重依赖土地转让，这让所谓的土地发展经济的链条上有了太多难以打破的利益集团。

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渣打银行出具的一份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间，中国中小城市的开发商的买地数据，绿线代表二线城市，蓝线代表二线以下城市，我们看在2010年到2011年间，二线以下城市的买地总量是高于二线城市的，而在2012年之后，二线城市买地活动就更加地各活跃，可以看出相对一线城市，近几年开发商在这些较小城市的买地活动正在持续地增加，这就是在囤积土地，以备未来的开发。

看来要真正地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土地，同地，同价和同权，就必须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比如说政府征收公益性建设用地，这个价格是不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根据土地供求关系来形成呢？同时还有分析认为，如果农民作为入股的股民，这样子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承包权能够统一起来了，土地就可以流转了。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六七成的财政收入都是来自土地的收益，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土地改革的同时要进行税制改革，这样才能根本的保证地方财政的来源，使地方摆脱对于土地出让金收益的依赖。

总之，土地承载了所有的公民，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梦想和希望，土地改革可以受经济利益的制约，但是最终它所酿成的这种后果肯定不会是经济利益那么的简单。

《一周财经新趋势》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吴柯萱

首播：周日13:55—14:35

重播：周日19:00-19:45 周一01:4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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