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是“承担”，所有的社会运动最根本改变到的都是观念

记者：印象很深你说过一段话：“我没有下一代，不准备要。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很努力地去为从小叫我叔叔和伯伯的小孩，和他们父母一起，为他们的将来准备一个更好的环境。”

梁文道：因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是“承担”。他不是光自己修身就可以的。所以最近几年我在香港参与一些，比如反对公共场所禁烟的运动。在这些活动里，我通常是一个比较大脑型的人物。给大家提供一些思想武器：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该怎么反对？政府的回应错误在哪里？然后我在电视上会批评，我在节目里会说，我在文章上会写。所有的社会运动，最根本改变到的都是观念。

记者：那，就说这件事吧，为什么反对？

梁文道：其实我一直说得很清楚，我反对的不是室内禁烟。室内禁烟有道理，如果有人不愿意闻烟味，你为什么要让他闻烟味？是不应该的。但是问题在于不能反过来说，觉得烟对你身体有害，那政府就要帮你戒掉。因为，政府有政府的本分。如果有一天说喝咖啡很糟糕，那政府能不能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喝咖啡了”？我觉得这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换个角度看，可以把它理解为政府跟私人之间，你拥有多少我拥有多少的问题。政府是后于个人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有政府，是因为我们想要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我们想生活安全，或者我们有一些大型的工程需要政府来做，所以我们让渡了部分的权利给政府。它怎么能够反过来吞吃更多我们的基本权利呢？

记者：我理解这里面的关键似乎是：政府有什么权利来替我选择？

梁文道：对，没错。那样是很危险的，尤其遇到没品位的人会更糟。一个国家如果充满没有品位的人在上层管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没有品位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是平的，他不认为这世界有高尚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他对人民也不会怜惜。他是那种，进了巴黎能够说“卢浮宫算什么？烧了！”就烧城、洗劫一空。而一个有品位的人会怎样？他会不舍得打仗。假设你在跟德国打仗，你会想，天哪，我现在要毁灭的这个城市，哥尼斯堡，这条路，是过去康德天天在那儿散步的路啊。到了柏林自由大学，敌军在里面，要不要用坦克把它轰了？不行，黑格尔当年在这里面教过书。到了莱比锡，布涅大厅，很辉煌的一座大楼，听说有一个德奸在里头，要不要把它炸了算了？不行，因为这是当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的地方。一个有品位的人会这样想问题。而没品位的人会怎样？“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