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应该变得更理性，大家更有自我怀疑跟批判的精神

记者：那么作为一个香港人，你能看到比一般国人更多的东西，这带给你什么感受呢？

梁文道：压抑。你看我做《开卷八分钟》介绍书，以前做《网罗天下》介绍网，为什么老要介绍海外的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么多好东西，我多想让大家知道啊。我是做传媒、做文化、做评论的，每次当我有这种想法、这种冲动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难过、特别压抑。因为你能够影响到的，实在很有限。而我的理想状态是，大家根本不用我来介绍什么，自己就看得到。

记者：问过你为什么《网罗天下》给停掉，你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把它做得越来越小众了。”可是《开卷八分钟》难道不比那个更小众？在这么讲求收视率的当下选择做一个电视读书节目，有点儿“民不畏死”的意思。要知道，现在连央视都没有读书节目了。

梁文道：是，华文圈里从来没有一个读书节目是长寿的。好在，我从来不认为电视这行饭我一定要吃到死为止，我甚至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电视人。如果电视台不让我做，我不会跪在它门口说“求求你，让我做”，更不会电视台一跟我讲“你不要做这些小众的事了”，我就跑去嘻嘻哈哈做娱乐。不会。那我就不做了。这儿做不了我到别的地方做。电视只是此时此刻很重要，是我的声音能被人听到的一个途径。任何事情只要有利于我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传播我想传播的东西，我都会去做。

记者：那你想达到的目的、想传播的东西，是什么？

梁文道：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让整个中国，包括香港，都变得更理性，大家更有自我怀疑跟批判的精神。

每个人有自己的岗位。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我没办法直接做什么去解决它，但我想提出一些想法，用思想去贡献于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工程、一个计划。

我不是要当救世主。我看到中国有很多人，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地想改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些人，他们可能彼此是敌人。就像新左派跟自由派论战，在我看来他们的分歧并不如他们的共同点大。我觉得到了关键时刻，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真的，我今天真是到处都看到同志。而我，只是很卑微地希望自己也在这条战线上面，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我很相信文化权利。每一个公民，他除了基本人权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做文化权利。就是说，他应该具有文化的能力———能够读懂看懂听懂一些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很重要的讯息；他拥有讯息的自由———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讯息；他还有想象的能力———为自己跟社会想象一种不同的、更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的主流传媒，完全不提供任何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实的重要讯息的话，你是在剥夺大家的权利；如果我们传媒没能努力地去教导大家，或者是让大家去有能力读懂比如“两会文件”的话，我们正在放弃自己的本分；如果我们没有让大家有一个想象力，去想象人还可以怎么样活的话，你也是在对不起大家。这么做，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地想要教懂大家，而是正相反，为了要把权利还给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