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邓小平的交往记忆：君非知己莫与谈

核心提示：从1935年遵义会议共同见证中国革命的转折，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少壮派”，再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的又一次转折，邓小平和陈云共同书写的传奇使他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得“邓陈”成为“朱毛”、“毛周”之后又一个特定的历史名词。

凤凰卫视11月26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邓小平诗词：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解说：如果不加注解很多人难以想像这首俏皮的打油诗会出自邓小平之口，而他打趣的对象则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陈云从小就有流鼻血的顽疾，1937年11月来到延安后或许是气候的原因病情加重，鼻血流个不停，为了做好他的护理工作，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特意到陕北公学女生队物色人选，最后刚从北平女一中来到延安的于若木被挑中，因为她是中共党员，历史很清楚，被组织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在于若木的照料下陈云不到一个月就病愈了，两人朝夕相处，也产生了感情，经过进一步的接触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的窑洞里喜结良缘，不久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参加会议，得知陈云和于若木恋爱结婚的经过，就写下了上面那首打油诗。在邓小平看来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缘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和于若木的结合缘于于若木担任陈云的护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每逢大事必有诗作，邓小平一生几乎不写诗，然而正是他的这首打油诗，让陈云的婚事在党内传为美谈。

陈晓楠：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长期共处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但是两人不仅在个性上截然不同，而且在路线上有着显著差异，以至于给他们贴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标签，过分看中他们的分歧和矛盾，殊不知邓小平和陈云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当中从相知到相惜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情谊，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密切地配合携手开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邓小平被批“篡改历史” 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

解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引发一场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目标的大规模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史书中这场运动被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水分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邓小平、陈云也在“五四运动”这一年作出重要的选择，这直接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为两人的相识创造了可能性。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翌年赴法勤工俭学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并于1923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正式开启职业革命家的生涯，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回忆录：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己觉悟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经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解说：比邓小平小一岁的陈云1905年出生于江苏青浦，1919年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工人运动中开始了革命生涯，198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陈云深情地写道。

陈云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解说：陈云长期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因为工作能力突出，他很快进入中央领导层，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上年仅25岁的陈云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一年之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升为中央委员。也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和6月，中共党内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使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王明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江西苏区，留下博古、张闻天、陈云等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3年1月陈云随临时中央迁入江西苏区，来到瑞金，并在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由于邓小平身处他乡，所以在建党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和陈云并无交集。1929年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同张云逸等人相继发动“白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8月，邓小平抵达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就这样，在革命走向低谷时，邓小平、陈云先后来到江西苏区，但他们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很短暂，难以有深入的交往。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苏区腹地，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被迫转移，邓小平、陈云分别随红军总政治部红五军团，踏上慢慢长征路。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赢得喘息之机，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一把手”位子，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行动，陈云、邓小平同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陈云笔录：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解说：不过，陈云未曾想到，自己在遵义会议之后为全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5年2月至3月，陈云在云南威信至贵州仁怀的行军途中撰写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包括会议召开的背景，讨论的内容作出的决定，以及与会者的态度，会后常委内部的分工，由于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在相当长时期里成为人们了解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但会议的许多细节难以掌握。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发现了这份陈云所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从而呈现出更加完整的遵义会议。

陈云笔录：我没有在遵义会址住过，刘伯承也没有住过，我们那时开完会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

解说：陈云不仅在行军途中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且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使遵义会议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35年6月，中共中央抵达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时由地下党组织安排灵关殿镇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席茂朝护送陈云出川，他们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经成都、重庆，一个月后达到上海。由于上海地下党连遭破坏，陈云又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9月赶赴莫斯科，10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第一个报告。不同于陈云，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要，他1934年12月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并以此身份参加遵义会议，以至于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建成时开始没有将他列在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纪念馆工作人员后来到北京走访会议的亲历者才在周恩来、杨尚昆等人那里证实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回去补上了邓小平的材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翻出此事，称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又从遵义会议址陈列室的墙上摘了下来，邓小平知道后平静地说：

邓小平回忆录：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解说：1935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刘邓大军”已经功勋着著，他们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展为唐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个地区，陈云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一个月后他和腾代远赶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带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赶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开始展现出“红色掌柜”的风采。

邓小平陈云合力促成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陈晓楠：由于邓小平常年在抗日前线，中央开会的时候才回到延安，所以他和陈云的日常交往并不太多，但是从他为陈云结婚所写的打油诗来看，两个人关系应该不错，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也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为他们在中央领导层的共事打下了基础。

解说：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前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转战北满和南满，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则是一路向南和刘伯承率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当时上海的资本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在军事上可打100分，在政治上可打80分，经济上只能打0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陈云的领导下新政权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制止了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稳定了人心，也稳住了新中国的经济阵脚，证明共产党可以“打天下”也可以“坐天下”，毛泽东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借用诸葛亮《前出师表》中刘备夸奖向宠的一个“能”字，称赞陈云的工作水平，毛泽东后来还对王任重等人说过这样的话：

毛泽东笔录：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解说：1950年10月任弼时因病逝世，陈云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是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军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于是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有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不无巧合的是率先进京的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陈云称赞这位搭档：

陈云笔录：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

解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云、邓小平开始在中央共事，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进行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新中国粮食供需缺口问题日益严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但共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为了解决如此巨大的粮食赤字，陈云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新办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统销”。1953年10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在讲话中坦言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不实行征购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陈云设想过“又征又配”“只征不配”“只配不征”“原封不动”“各行其是”等8种方案，但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最后还是认为用征购这个彻底的办法为好，他在讲话中还专门指出：

陈云回忆录：开始时对于今年实行征购，我还有点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征，怕来不及了，后来小平同志想了一个办法，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搞，免得搞两起麻烦，中央经过研究讨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征收公粮推迟到十一月。

解说：陈云作完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配售对巩固工农联盟，对国家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又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角度指出了统购统销的必要性。

邓小平笔录：这次粮食会议，不只是解决了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还解决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纳入互助合作的道路，纳入社会主义道路。

解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陈云和邓小平密切关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部署落实各个环节，使这项工作得以在各地比较顺利地展开。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动荡，1953至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同比增加29.3%，顺利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一举稳定了全国粮食局势，1954年1月7日邓小平在政务院第201次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粮食实现了统购统销，情况是好的，计划收购七百亿斤，估计要超过，今后只要年成好可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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