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诊之路：医生 一个责任大于一切的职业与无奈

2015年10月30日 14:37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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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无可奈何

解说：9月27日，河南太康县人民医院门口，医生和护士被逼着轮流抱着一名幼儿的尸体，因为这个孩子一天前高烧被送到这里不治身亡，医生们谈起这样的话题义愤填膺。

史冬梅：没有医生想让病人死，就往往就是说，你说不是我们有个段子就是说，所有的人那个就是说病人啊，所有的人都不一定希望你活，但是医生一定希望你活，没有医生会拿你的名誉去来做这个做堵住。当这个病人要死的时候，就是一看就下不来台了，我不计成本，我不会考虑省钱什么的，我一定得把他弄活了。

解说：由于信息不对等，究竟是医生不负责任导致的医疗事故，还是医学本身的限制导致疾病无法治愈，普通人很难区分，而一部分人又不相信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导致纠纷频发。

谢敏：胰腺外科是风险最大花钱最多，我们叫做吃力不讨好的专业，愈后很不好很不好，而且医生们如果要去干，要去救他风险非常大，它跟普通的手术完全就不一样，安全风险值大得要命。

耿江桥：耳鼻喉科的疾病，第一吧不是说治完就没事儿了，它是反复发作的可能性特别大，尤其有一些手术像鼻窦炎手术，患者会以为哎呀做完了手术了，我这病就应该好了，其实手术只是治疗的一部分，都有可能达不到患者所期待的那样的高值，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么个小病，你都没给我治好，所以他就会抱怨。

史冬梅：这个痛的时候是怎么样。

患者：动弹动弹之后，这块就突然肿出来发烧。

史冬梅：哪个地方。

患者：这个地方。

解说：来义诊的医生们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他们经常面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也面对着最高的医疗风险，在史冬梅看来，没有医生愿意给没把握的病人做手术，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增加自己刀下的死亡率。

史冬梅：很棒，很棒，真的很棒。

患者：可以吧。

史冬梅：非常棒。

患者：您贵姓呢。

史冬梅：我姓史。没有人没死人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一点点往上起来的，所以他那个你说你看了太多的死亡，你可能会就是淡漠，但是一般来说，我敢说没有一个大夫他会淡漠，因为每一个死亡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包括他怎么死怎么样，他都能说得出来。

解说：史冬梅说，她知道的每一个医生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手术刀下因为特别情况死亡的病人，这些特别的状况并不是指医疗事故，而是它在现有的医疗技术上，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北京朝阳医院儿科的朱宏斌和他的同事们也经常遇到不理智的经常。

朱宏斌（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有的是真是就是，就我的孩子最重要，有人就是这种人，就是这种想法就得安抚解释，尤其小的婴幼儿包括一些进食不好的，脱水的孩子，他本身血管的条件就是不好，不会说所谓叫一针见血，有的家属就是反正责骂的这个相对更多一些吧，可能。

解说：2014年的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医师协会的调查则显示，从2009年到2014年，伤医事件逐年大幅上升。

朱宏斌：我们当时儿科的大夫，毕业的时候就是八个男生吧，现在可能干儿科的可能就有两个，其他的都都转行了，伤医呀这些问题呀，医患矛盾的加剧呀可能现在，可能倒没过去那么，我感觉吧，就没有过去那么受到尊重了。

高风险职业

解说：佑安医院的郭彩萍经常向同行们讲防感染的措施和重要性，除了医疗纠纷不同的专业医生还面临着极少关注的各种职业风险。

郭彩萍：我病房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那我一定早晨先会看没有传染病的，然后再去看那个消化道的，出来我要洗手换衣服，然后我再去看呼吸道的传染病，你不能进去以后，你就先看那个麻疹，看完麻疹以后，然后你也不换帽子也不换口罩，然后再去看别人肯定不行。

赵晓威：乙肝疫苗一般都有都有打，然后每年，或者两年都得要检测一次看有没有抗体，没有抗体了就得补打，我们穿衣服都是穿两层，就是这么大热天，就里边一层外边还得有一层，帽子口罩围得严严的。

解说：肝病科的赵晓威说，由于防护措施做得很好，他们科室没有医生感染乙肝，但是同行们难免在疏漏中不慎感染乙肝，而手术医生面临的是另一种身体伤害。

史冬梅：我的防护服是三十斤的防护服，要戴铅脖套防甲状腺，要戴铅眼镜防白内障，要有可能还要有的穿更多的，比如男孩子要防很多的部位啊，就是这个放射线给人带来的损伤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铅衣所这个给你的重量，是增加了你整个脊柱和下肢的重量，所以这种损伤是非常高的。

解说：史冬梅说，由于要承担手术中极高的心理压力，患者死亡的打击再加上高负荷的体力工作，心脏介入手术医生已经很少有女性从事。

史冬梅：尤其介入科医生啊和外科医生，他就是拿自己的健康来给病人，他就是根蜡烛似的烧烧，烧到你没有健康了就OK了，我们搞介入的死亡率很高的，肿瘤肿瘤死亡率很高的，也很多死了好几个了。

解说：除了每周不能保证的休息日，高负荷的工作，晚上要研究新的文献，周末还经常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否则就很难追赶上日新月异的医学发展，但是医生们的待遇却普遍不高。

史冬梅：我说我的学生，毕业以后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家庭，就这个工资是养不活买不了房子养不了孩子上学，这种猝死率是非常高的，加班，但是猝死你看没有小医院，都是大医院涉及到外科。

解说：根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2009年的调研显示，91.9%的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而两年以后，这个数据增长到了95.66%，此行十多名义诊专家中，也大多认为付出与报酬不相符，但这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

吴钢：其实病人的一句感谢胜过一切，这个可能其实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没法体会的，或者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朱宏斌：我们目前只能自身做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业务素质，更多的是像奉献精神吧，也是无奈，既然你选择这个职业嘛。

康哲秀（中国高科技产常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义诊活动组织者）：他们抱怨的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说患者对他们的不理解不尊重，他们抱怨的更多的是这些，我觉得没有说对自己的收入，然后抱怨说，我付出的那么多我得到的少。

解说：接受采访的专家们都认为，他们的收入和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地区差异也比较大，精神满足是支撑他们从医的最大动力，而在某些管理体制下，医生给病人开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既定的医保指标，还需要个人负担这些超额费用。

谢敏：我看开一个胰腺癌，跟人家开一个胃甚至于开个阑尾人均数是一样的，这个病人一万六，平均每个病人一万六，手术室出来就会超过两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绩效绩效，你创造的效益给你，你造成的损失也给你，就这个结果，所以我有的时候拿到那个短信，都哭笑不得，我们正规那个工资卡上，最少的一次一千块钱都不到。

解说：谢敏把超额的费用称为医生犯的错误，一旦有自己的学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就和他们各承担一半，而院长每年也为这样的抄纸费用想尽办法。

谢敏：全扣掉了，这样看着还工作吗，你要生气，我有几次就是在我的部下这种很激动的状态下，我就跟他说，说你今天不要开刀，你的刀我来帮你开你回去，你该找哪个部门吵架你去吵去，我来帮你开这个刀我帮你开。

解说：虽然报酬不高工作忙碌，体制问题重重，医生们照旧积极参加义诊，像走进大瑶山这样的义诊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13年，贫困地区的患者更让他们挂念，一个贵州深山里的白内障老妈妈，让姜利斌难过了好几年。

郭彩萍：它那个少数民族，是一层是这个猪圈二层是住人，那么老妈咪眼睛不好嘛，那就只能那个就是猪睡在一起，姜利斌看到这个，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跟我商量，他说我能不能给她做手术，但是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返贵阳了，就不能给她做手术，一年以后吧就是姜利斌还在惦记这个老妈妈，要不我自己出钱，我给她接到北京来我给她做，我就去联系，这个老妈妈已经去世了，所以姜利斌就为这件事就老后悔，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下定决心就给她，给她从那个地方给带回来了。

解说：根据《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对近万名执业医师的调查，一半以上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医，2011年这个数据超过78%，我们对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医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的孩子还学医吗，我们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

姜楠：在信息不对称的专业领域，医生和患者根本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连医生们自己也无法达成一致，有的医生认为，治疗方案应该自己做主，因为患者根本不懂，也有的医生认为，应该把不同的方案告知患者，让他们自己选择并为此负责，除了提供专业的技术，一名医生在很多情况下，要和患者一起面临选择甚至是生死，而在同行的交流中除了专业知识，他们也会彼此提醒和交流如何做好保护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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