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压力促日本国民心态变化

杜平：比如说日本在经济比较崛起的时代，说的主要是两个阶段。比如1954年美国人佩里打开日本国民的时候，使得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封建体制结束了，然后建立了军人、富商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统治集团。

第二个阶段可能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军队包括麦克阿瑟将军进入日本以后，打破了日本战前的统治体系，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体制，创造了今天的日本。

我觉得这两个时期对日本的国民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能主要是受到这些外界的干预所导致，基本上我的感觉是不是很正确，日本国民精神比较内向，或者是比较压抑的状态。中国不同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本上受到外力的牵引和冲击当然是相当明显，当然基本上是内力作用更加明显，一种自发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改变的过程。

中国有外力但内力更明显

杜平：所以国民精神状态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性质，有比较明显的自我张扬的特征，还有过去历史留下来革命的冲动，对权威比较蔑视，似乎每个人好像都是政治家一样。

“革命”冲动蔑视权威

杜平：所以我觉得包括在国际外交事务当中，中国的精神状态跟日本有非常不同的一点，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独立思考的意识可能比较强一些，容不得其他国家进行指使和干预，我想这个差别可能在这两方面，不知道叶方面是不是赞同。

邱震海：千荣你的意见呢？

中国反对“美中领导世界”概念

叶千荣：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最近面对世界一些媒体提出的G2，就是美中两国领导世界的概念，一再表示反对。首先表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那样的地步，另外觉得即便到那天，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应该由两个国家来领导，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非常好的。

“富”和“强”是两个追求目标

叶千荣：同时渴望富和渴望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追求目标。渴望富是这个时代，或者过去每一个时代，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国民都有的理想。但是对于强，它的客观指标，在21世纪的今天，却和20世纪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在今天这个时代，强包括软实力，而并不一定是GDP或导弹。当然它还包括这些军备力量的要素在内，不可否认，它已经不需要。

“强”包括“软实力”

叶千荣：但是在一个软实力的时代，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能够对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使人们能够认同的价值观，是否为世界许多地区提供比较优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这个时代是否强的标志之一。

邱震海：对，我们谈到现在，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民众，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后发的国家，它在崛起过程中，它民众必然会有一种追赶的欲望，它的知识界也必然有一种焦虑的一种感觉，如何界定这部分元素，其实我个人得观点，我认为我们把这部分元素界定成一种非常合理的爱国主义的元素。

但关键问题，在日本包括以前我个人非常熟悉在德国的崛起历史上，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正常的合理的元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种，相对说充满情绪的，甚至走向极端的民族的情绪，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何非常近乎冷酷的、冷静的来把握指引这种方向，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回到日本的经验，日本的教训到底在哪里？

叶千荣：回顾日本当年，从一种亚洲强国，然后又进一步自认为自己进入世界列强之一，然后进一步上升为军国主义的过程，这个思想轨迹，我觉得里面有两个要素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日本的媒体与日本政府的富国强兵路线跟国民心态当中，出现狂躁状态的那种国家主义心态，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媒体发出过任何不同的声音。

国家主义兴起日媒体推波助澜

叶千荣：这样一个媒体与政府、与国民的三合一的国家主义心态的加速化，在日本历史上，是导致后来重大悲剧的原因之一。这也为后来日本军部在太平洋战争一系列的暴走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