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主义渐膨胀

叶千荣（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我觉得从明治维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它既是日本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农业国家，演变为亚洲最强工业国家经济轨迹的历史，同时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国家主义，以及对天皇的忠君思想逐渐膨胀，乃至成为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轨迹的历史，这两个侧面有必要同时进行研究。

邱震海：好，一个国家主义，一个军国主义，但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当然西方的术语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有一种民族主义，或者说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似乎在某些地方都有似是而非，很多地方是交叉的，就日本当年情况来说，你觉得它的民族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它的最初的发展轨迹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日本国家主义发展轨迹

叶千荣：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能把当年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做简单的类比。在明治维新的第一阶段，它的最大特点是要求使自己成为一个亚洲强国，因为它看到了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这样一种现象，它希望自己不至于像中国那样。于是在国家内部，出现了由原来的作为社会主要政治力量的武士阶层的地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力量的商人阶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力量跟商人力量，成为社会的主要的发言决策力量的过程。

这个时候，它的经济上，它的科技上，引用大量西方的东西，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却走进一条相反的路线，强调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忠于天皇的思想。这种思想到了福泽谕吉登场之后，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进一步膨胀。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要求日本不但在科技、经济上进一步摆脱亚洲，进入欧洲的体系，而且把日本的国家建设目标，从亚洲强国，进一步上升为要成为世界强国。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的文化现象、思想现象，那就是和明治维新由上而下推进政治改革，在全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强化推行爱国主义和忠于天皇的教育之外，福泽谕吉之后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和全国各大广场，普遍出现了所谓“国民崛起集会”这样一种现象。

国民以非常沸腾的、兴奋的激情要求政府向俄罗斯要求赔款，要求土地，于是国民的国家主义的膨胀，开始反过来自下而上的推动政府进一步实行扩张的国家主义政策。这时候的最大特点是从上而下只有一个议员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同时军部的介入，使这个意识的决策过程变得更为不透明，这就为后来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侵华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邱震海：如果用相对一两句话来概括的话，当时日本，其实你刚才说的日本要（政和音对）它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后发的亚洲国家，其实我们认为在这部分无可非议，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正常民族崛起的意愿，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思想轨迹非常微妙的一种演变，您觉得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

叶千荣：我觉得最主要关键是国家上层的一种渴望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和国家的下层的民众的一体化的，希望成为世界强国，具有优越感的国民意识，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程序便开始了。

邱震海：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用了“似是而非”这四个字来形容许多国家在民族崛起期国民整体的精神状态，当我们节目进行到这时候，也许您会觉得我们谈的所有东西也符合这四个字“似是而非”。到底我们如何来系统、逻辑、理性、客观的来梳理这里面的“似”和“非”的部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邱震海：好，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有关民族崛起期，整体民众精神世界集体成熟有关问题的讨论。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就中国以及就日本当年明治维新的时候，民族集体精神世界这个问题展开了一些阐述，我刚才也想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您会觉得这里面有些似是而非的成分，到底如何来解剖似是而非，我们同时请出在东京和新加坡的两位嘉宾，二位好。

杜平：你好。

邱震海：刚才千荣兄从日本的角度阐述一些日本当年的教训或者经验，杜平，刚才我一再强调，任何的比较都是跛脚的，对照当年的日本，您觉得今天中国的情况，跟当年的日本，有哪些异同之处？

杜平：刚才叶先生讲的日本国民心态在那个时期发生的演变，其实我很感兴趣，但是我对日本不是非常了解。我个人觉得，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崛起时期，时间上相差了一百多年，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国民精神在演变过程当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塑造，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崛起期终日民众心态异同

杜平：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促使日本国民性格的变化，或国民心态的变化，主要可能是受到外部压力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