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2010年春节的前夕，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11位带头人，那么他们聚在严学昌大哥的家。一年一度的相聚，这是他们30多年来不变的一个规矩。18位的大包干的带头人，除去了6位已经故去的之外，现在还硕果仅存12位，那么有一位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到现场。我们赶上了大包干带头人的聚会，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记录和看到有一个现场的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居然是首家捕捉到大包干带头人聚会的媒体，在以往的20年中，还没有一家媒体参与到这场聚会当中。

村民：那个是叫严付昌，这个就叫严力学，严俊昌，这个叫严金昌。

杨锦麟：我们都在关注着小岗村的发展和变化，两年前，我在广州，主持30年改革开放颁奖活动，和严俊昌、严宏昌见面，我跟他说，走读大中华，一定要走进小岗村，我们来了，而且这几天感受很多，学习了很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记录，反映我们小岗村的真实，让小岗村的真实的变化面貌，让更多的海外的华人观众来跟我们一块分享。

村民：欢迎，谢谢。

杨锦麟：刚才宏昌大哥讲，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一定能赶得上这么齐。

村民：是的，对。

杨锦麟：我们赶上了。

今年这场聚会被安排在严学昌的家，他也是大包干的元老之一，如今，他在经营从凤阳到合肥的长途运输生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年末刚刚忙完运输生意的他，就把大包干的老兄弟们聚到一起。

杨锦麟：为什么今天要动这个心思，请这几位老哥们聚在一起呢？

严学昌：在这个30年以前，我们都饿肚子，想到一起都不能到一起，我们农民这十来位搞大包干，走上了富裕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聚一聚很有意义。大包干这些人，上合肥我一律免票，我一律免票，是吧。

1978年的那纸生死契约，让小岗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一响春雷的背后，却有着让小岗人至今说起都饱含辛酸泪的过去。1957年中央提出“大跃进”口号，并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浮夸风”的倾向越来越重，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让农民积极性受到伤害，粮食生产无法保证，酿成了大饥荒的悲剧。

严宏昌：1959年，小岗开始饿死人，那土地就收归集体了，1959年开始饿死人。小岗那时候是176人，到1961年、1962年，小岗只剩下10户，39人。

记者：大部分人全都。

严宏昌：走的走，饿死的饿死掉了，死绝了6户。

小岗这种贫穷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很多活着的小岗人都外出讨饭，严宏昌也在这个行列当中。1969年，严宏昌娶了外乡妹子段永霞为妻，之后的几十年里，段永霞一直支持和陪伴在严宏昌的身边，她谈起1978年之前讨饭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段永霞：我来10年，有8年都没在家过年。那就是一结完婚了那两年，没出去，那然后就是我这个大女儿，大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周岁呢，就带上她要饭了，那就到年，到年要饭好要一些。

一次，妻子段永霞带着女儿讨了一个星期的饭，却一直没有见到严宏昌的踪影，于是段永霞带着孩子去找严宏昌。

段永霞：我上去我一看他，篮子里头，有这么大一个小篮子，拿一点饼去根本没吃一点，没吃，都长毛了，我当时我回头我跟他讲了，你这里头长毛，怎么不吃呢，他就说不出话来，就跟我俩讲，就流眼泪了，他说我也是人，我也有大人有孩子，我不能累饭给你们吃，还要你要饭给我吃，我能吃下去吗，当时这样一说呢，我们两个都流眼泪了，我们两个都哭得哞哞叫。

严宏昌：自己到了没有吃，要饭倒没有话说，看着父母饿得，看这个小孩饿得，这么这样状况，父母到外带我这姊妹兄弟，篮子钵子，一家到几处要饭，哪一年什么什么年不年，节不节，从来没有说过年过节在家，所以作为我们心里就觉得，一衡量衡量自己，死掉比活着强。

197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没有退却，但是在绝境中挣扎的小岗人再也按捺不住了，时任生产队长的严宏昌在那年11月24日的夜里，秘密召集了每一户的代表，提出分田到户，把包干进行到底，而这个决定在那个年代，是有被杀头的危险。

严宏昌：就是我们不做，人家也会做，将来终究会有人做，因为这样的路，走得没有头走，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就是这个信念，所以在凤阳说要逮捕我，我讲，我说我指望跟你讲不通，我不要你们抓，你要给我指定，你说个地方，只要我知道的，我自己去，你说拿刀砍头也好，是枪毙也好，我保证我动都不动，我不要你们带，我那时候就这样，我什么都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