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作协主席：过分拔高二人转会使文化变侏儒

杨锦麟：70年代香港经济的高度成长之后，也出现了一段非常粗制滥造的、港产片的时代，打打杀杀，然后就搞一些这个小段，取乐，互相挖苦，那么观众呢花个几十块钱到剧场里哈哈大笑回来以后就忘了，现在这种二人转的剧场表演文化，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

马秋芬（沈阳作家协会主席）：他现在吧，二人转在他那里边吧，就是。

杨锦麟：段子好像。

马秋芬：只体现了成二人转的碎片。

杨锦麟：碎片。

马秋芬：在这里边是二人转的碎片，它的别的那些东西呢，都不重要了，我觉得二人转都不重要，就是他就是说的为了快乐嘛，制造快乐嘛，那么制造快乐，他整个二人转，就包括赵本山，都是属于制造快乐的这么一个符号。

杨锦麟：有一种专家的观点说，只要快乐就行，让人家乐呵就行了，就达到了这个整个产品的目标，目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大的时代，大的变局，或者说我们中国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当然也包括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当下，那么只是一枝独秀，或者只是讲让大家很乐呵，高兴，哈哈大笑，然后不必思考，这够吗？

马秋芬：他老百姓去到那儿吧，就是干啥呢，就是充当这么一个快乐的零件，你知道吧。

杨锦麟：花钱。

马秋芬：哎，他不思考，而且没有批判，没有思考，就是变成了一个消费零件，他们变成了一个符号，所以这个，你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什么大文化，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民族的，什么，现在就是拔高拔到了这种不恰当的地步，如果你就说它就是一个消费产品，那玩意儿就是也不咋地，其实倒无大害，现在你就把它说到了，又是什么弘扬民族文化，你这它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而且孩子们就以为，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啊，什么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什么这些东西，我不要了。

杨锦麟：全没了。

马秋芬：就是小品嘛，我们现在，对不。

解说：与此同时，在为二人转助威呐喊的人群中，也不乏文艺界的名流精英。而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许多媒体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里充斥着大量的二人转节目。

马秋芬：央视出了小沈阳，然后我们这边报纸上铺天盖地就寻找下一个小沈阳，孩子们都去穿大裤衩子，别个头卡子，都去来学这个小沈阳，我觉得现在那你说，我们这个下一代，他生长的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他成长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杨锦麟：英国的工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整个向上提升的过程中，在进行共和体制的探索过程中，或者任何一个大时代，大历史，大变局的风口浪尖中，知识分子是不缺位的。

马秋芬：不缺位的，对。

杨锦麟：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是如此，从五四，一二九，然后到了这个，我们近代所知道一些重大的历史拐点的时候，知识分子都站在前头，那么在商品经济开始在泛滥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他不是站在一个，是不是批判者还是无所谓，带着一种质疑的眼光，为更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去着想，我想是不是文化产业这个部门，这个领域也有这样类似的现象？

马秋芬：就是知识分子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他要对当下要质疑，他要有这样一个态度，他才叫知识分子，是吧，他都是，他要有一个质疑的态度，同时这个质疑的态度，这个批判的态度，要是一个，要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常态，这个社会我觉得它才有活力，它才能健全。

杨锦麟：对。

马秋芬：所以那个，现在我觉得是缺位的，所以就说，我看到就是说那个网上，我也挺认同那个，就是说如果现在的这个文化是这样的，而且把这些作为越来越拔高，媒体都跟着，政府也都跟着，是吧，跟着喊，就是越来越拔高，就这些消费的文化，我觉得呢就是说的，它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侏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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