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镇上绝大部分小提琴工厂中，犹如“中国制造”在任何地方所代表的模式，工人们收入的多寡只取决于那一两块钱的计件工资提成，而不在于他们生产出了多么高雅的乐器。

老杨：不意识到这一点，你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吗？

耿国生：我们改变不了。

老杨：为什么？

耿国生：因为我们个人，它需要资金投入，因为它这个做高端琴，我们准备做这种高端的琴，做得很少，品位要非常高的，可是做提琴它需要，对材料需要，很重要的这材料，意大利做的琴，他都要几百年的材料，他做，中国大陆没有，需要很好的材料，需要年代沉积的。那我们可能这一代人都不会做，都没有积累几十年的材料，下一代可能会好一点儿。

解说：廉价的贴牌生产，在那些大洋彼岸的乐器橱窗上，也从来没有反射出这些异国手工业者眼中的那种智慧的光芒，而这样的低端产业模式在专家的眼中，才是导向提琴小镇经济风波的主要因素。

老杨：其实单一的产品会以手工业为主的产品，比如说瑞士的钟表业，比如说意大利有些名牌的一些衣服，甚至包括类似的小提琴的产品，为什么人家几百年而不错，而我们的一个低端的加工业的产品它会，曾经拥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是现在忽然面对深刻的危机，症结点在哪里？

霍德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这个我觉得背后隐含的是你本身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它能不能随着你这个市场的需求能够提升你自己的价值链。

解说：耿国生在生活的艰辛中前行。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耿国生学会了逆来顺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家生产出的提琴不太明显的位置，留下一点耿家的印记。

老杨：你的商标在哪里？

耿国生：我们这个，这是我自己的。我把它剪下来，然后琴啥时候制作了，签上名字。

老杨：这就是耿国生的品牌，但是我嫌它太粗糙，太原始，他做了一把琴，可以卖几个万，但是他就用这张纸来对付过去，说这是我生产的。我觉得他这方面的品牌意识实在是太薄弱了，这也是我们的行走大中华发现，其实像耿国生这样的小型的手工作坊也好，或者是手工代工企业也好，他们这方面都是有明显的缺陷，而这个缺陷如果不弥补，不利用这一次的盘整期做一些新的改变的话，下一次的经济复苏，他们依然是在最低端，依然是被剥削者，依然利润是非常地少，而这一点，我认为跟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劳动，显然是不一样的。

解说：2009年初，在得到惟一的上家——某美国销售商的允许后，来自四川的谢国成夫妇得以继续运转他们的小提琴作坊。

老杨：一年下来这个做，每个月生产几把提琴？

谢国成：十来多把。

老杨：十来多把，你这价位怎么样？

谢国成：价位国内一般。

老杨：一般是多少？

谢国成：一两千块钱一把。

老杨：雇过工人吗？

谢国成：也雇。

老杨：最多时雇几个？

谢国成：六七个人。

老杨：六七个人呐。

谢国成：雇人吧，反正差不多也挺累的，自个儿做也差不多。

老杨：是，那么其实就是维持两个人的手艺，一个小工坊。

解说：谢国成工作室代表着东高村镇大多数农村手工作坊的模式，夫妻店，贴牌生产，除了等待外商的订单，别无出路。而谢国成似乎也是满足于现状的。

谢国成：没有多大发展大计划。

老杨：为什么呢？

谢国成：自足就行了就是。

老杨：小富即安。

谢国成：对。

老杨：有点钱了，大家就不想动了。但你现在不行啊，你不进则退。

老杨：中国所有的手工业，手作坊，尤其像这种提琴作坊，他们现在的现状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突破现有的瓶颈，他们没有品牌意识，他们没有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的能力，他们有待于政府在政策上以及方向上的扶持，否则的话，这样一个单一产品的村镇，在任何一个外部环境影响之下，他们都很难避免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