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这个伊德元剪纸，他就是第二代还做，第三代就不做了，那第四代就更不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了。

王鲁湘：所以你现在收集的这些纸样也只能是进博物馆了。

冯骥才：进博物馆，现在博物馆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保护传承人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冯骥才：这次我们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学者特别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因为传承人携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这个传承人一死，那就人亡歌息了。我们很多这种情况。

王鲁湘：人亡艺绝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搞《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时候，一路拍着就一路就有些就人亡艺绝了，就刚刚拍过他，我们到下一站就告诉他我们前面拍过的那个人死了，他后面没有传承。

冯骥才：你看我们到甘肃去见了一个老太太的花儿唱得特别好，觉得应该录像，回来拿录像机，再回去老太太已经没了，没了，老太太临故去还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她也着急，把这个歌告诉你，万一她是瞎子阿炳呢，她要走了的话不就全带走了吗，所以我觉得那都是千百年一代一代积累的这些文化，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我们面对的有时候是全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神州大地上的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都在进行风风火火的“新造城运动”，我们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了千城一面。与此同时，随着更加轰轰烈烈的“打工潮”袭卷农村，从前那一座座古村落，一条条古街、古巷都变得人去楼空，而隐匿其间的文明也自然不见了踪影。

冯骥才：原有的生命，就是灵魂性的生命不存在了，不存在它这个里边有很多原因，尤其那古村落表现最明显，它因为它现在生活变化非常大，人们到城里打工去了，基本呢，在村里边都是留守的父母，而且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另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记忆的传承，也没有了。你比如说我到婺源去，婺源那个大理村，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很多明代的建筑非常美，但是当地的村长跟我讲，他说冯先生您看那个房子，昨天晚上塌的，他说经常半夜轰隆一响一个老房子塌掉了，为什么塌掉，因为没有人住，这个房子就这样，你只要有人住这个房子就好得多，你要没人住它坏得很快，很快就坏掉了。

面对商业文明的冲击，冯骥才自己也承认，人类文明的进化和转换是一种所向披靡、不可逆转的趋势，而随着抢救工作的深入，他越发感觉到，当年他提出的那一个“一网打尽”的目标，是多么地遥不可及，尤其是调查之后庞大的整理工作，更显得捉襟见肘。

冯骥才：整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文化遗产的数量，多于专家的数量。

王鲁湘：没有相应的专家，一一的去对应它。

冯骥才：对，这是个最大的问题。你比如花瑶过去就从来没有人研究，花瑶研究的话现在很重要，当地有一个叫刘宗后的人，外号叫“老后”，跟我同岁，现在在山里跑，今年六十多岁，他从长沙到隆回，这一趟来回是760多公里，八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去了200多趟，有九个春节是在当地渡过的，他基本花的全是自己的钱，你比如说做长江那个郑云峰，你比如说做内蒙的顾雨桥，专门调查草原民居的，他基本岁数跟我也差不多，到现在他出去的时候，背个包，里边有的时候带点饼干带点药，带个相机就背着下去调查，我上回跟他说，我说雨桥，你得找个年轻人陪陪你，万一你要是有了疾病在草原上，那根本四边都找人都找不着，连鸟都找不着，我说你出了事那怎么办，知道你在哪都不知道，他说谁跟他啊，没有人跟他，没有人愿意付这个辛苦。

王鲁湘：而且有很多人为此还最后弄得家庭都离异。

冯骥才：对，所以我觉的我们这些学者是很了不得，我觉得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脊梁上的这些人物。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的一代代奋发图强的中国人，也是我们至今依然信奉的准则。按照这一理论，人类文明的进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在进化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些是要被淘汰、被抛弃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来看，冯骥才现在做的，似乎成了一种悖论。一定有人会问，面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与其费力保护，为什么不让它们自生自灭呢？让我们听听大冯怎么说。

冯骥才：农耕文明瓦解，人类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人类的进步。原有的文明，必须要被新的文明逐渐代替，原有的文明，一点一点的瓦解，解构，消亡，它也是一个正常死亡，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不挽救它，就像一个人，他这个到老了，病了，死了他也是正常，不能说他到时候病了，老了有病我们就不管他了，何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里边，有我们民族的一个基因，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春节，到了临近春节半个月的时候，你到火车站飞机场你看看，长途汽车站看看，一亿多中国的民工，当然这也是当代一个时代一个特点，那个时候都要回家过年，那个时候你感到那个巨大的力量，你感到我们的节日并没有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