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冯有关老街的言论遭到了当地媒体的封杀，但是，为了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估衣街即将面临的险峻，他一直等待着一个呼救的机会。

冯骥才：正好一个电台，有一个直播节目，直播完了以后呢，一般他们惯常都说一句话，说冯先生您最近干什么了，后来我说我编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我在某天某月某日我在估衣街上发售，这个说了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印出来带到估衣街了，我到那个街上以后我就找了几个装肥皂装什么东西的箱子我扣过来我站在那个街上就做了一个演讲。

王鲁湘：完全是这种武士行为。

冯骥才：这个时候我就讲我为什么要保护一条老街，我说最老的街是城市的，是人身上的一条动脉，我们城市一切的精神的、文化的、生活的、物质的都从这动脉到我们肌体里发展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市，我们永远不能忘掉了，我们这个城市给我们无限恩惠的这条动脉，这个城市记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必须保留。后来我讲完以后第二天这条街就贴了很多标语，都是老百姓贴的。

王鲁湘：老百姓认同您了。

冯骥才：认同，说是保护估衣街，不能破坏古迹。

“大冯”的“武士行为”不仅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也惊动了北京的很多专家。于是，感到压力重重的政府和开发商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保护性开发的方案。

冯骥才：后来在一个政府机关里边开了一个会，当时主管这个估衣街的一个副市长后来他就说了，说准备把估衣街上几个重要的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来不动。当时的政府官员还说，说开发商这次表现很好，为了要保护这估衣街，开发商少赚六千万，我说我首先不同意说开发商少赚了六千万，我说如果你要想把天安门拆了，如果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你就不能说我少赚一百个亿，我说你根本就不能拆你根本也是不应该拆，但是我支持政府的保护性开发的观点，我说这个词是个新词，我说保护放在第一位，我说所有的开发都得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保护就开发对待一条古街是不行的。

当时，冯骥才正在编写《抢救老街》一书，快要截稿的时候大冯得到一个喜讯：估衣街好像要保下来了，街道的区度不变，全街宽窄不变，六座重要建筑不变。“大冯”将这一“既定”的喜讯写进了书中。随后，他便放心地去法国讲学了。

冯骥才：我到了巴黎以后，忽然有一天我那个屋子里传真传过一个东西来，告诉我说天津有人说了，说趁着冯骥才不在的话赶紧拆，我当时还不信说会把那六个建筑都拆了，等我回来以后实际上那五个建筑都拆了只留了一个估衣街，那条街整个是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样，后来我就在老街上我就流泪了，我当时一看我真是流泪了。

在《抢救老街》一书开篇时，冯骥才这样写道：“在我的写作计划中，绝没有这本书。它是突然插进来的，逼我无法不做……我一直紧锁眉头，全身用心，情感浸透了深深的忧患。”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斗之后，冯骥才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从此开始了对民间文化的紧急呼救。2001年，冯骥才上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大冯”保护民间文化的视野从天津放大到了全国，他决定，用十年时间对56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做全面搜索，口号是“一网打尽”。

冯骥才：它这个蓝印花布这一块它是中国有那么几个，一个是夹缬，浙江夹缬，宋代就有，蜡染、拓印、蓝印、扎染，扎染就是云贵那块比较多。这个呢它是先拿这个东西把它这个蜡纸先弄出来，然后上面刮浆，刮完浆的地方，一染的时候，它就染不上，这地方是白的，这布的地方就染上蓝颜色，然后是染，染完以后呢就是刮，刮就拿这个刮，你自己都可以刮，你来刮一刮，你刮一刮，你刮这。

王鲁湘：这个我小时候刮过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刮的东西比这厉害，就是我们那个小时候的蓝印花布的幅面应该比这要宽一点，大概这么宽，然后在河滩上头，两边的话是绷着，一幅布过去大概能有好几仗，然后那个刮刀呢是特制的，大概有这么长，然后就放在这个布上头就这么刮，很有美学上的一种味道，青青的流水很好看，然后这个鹅卵石的河滩上头十几米的蓝印花布一条一条的。

冯骥才：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