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见面，那个感觉很难受的，她也没有掉眼泪，我也没有掉眼泪，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那化妆都没有了，苍白苍白的，那很憔悴。她第一句话就是，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爸爸也有责任。我说不要说了，不说了。就这样。后来她嫁给一个工人，她就靠洗衣服、靠给街道什么，给人家打工什么，就给人家街道洗衣服很难很难。

解说：此后直到母亲去世，常沙娜一直断断续续为母亲提供经济上的帮助，陈芝秀在给女儿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沙娜：所以现在回过去，从宏观来看，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折腾了这么几十年，为了事业，为了各方面，你看他舍去了多少东西，最后自己的老婆也没有守住，这个能怪谁，谁都不能怪。

解说：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展开时，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这个沙漠深处的研究所，常书鸿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被迫中止。

常沙娜：他受的苦很大了，据说都是羞辱性的，除了批判以外，据说不让他住在故居那里了，住在另外的地方，住在一个养牛的牛棚里头，吃东西都不让他立起来，让他趴在那，羞辱性的。不过他顶过来，他觉得他坦然。

孙儒僴：坐汽车他就坐汽车进城买东西嘛，还是看病，汽车交给一个军代表开上，路又不好，一跳的时候，他就从座椅上脑袋就碰到车顶上去了，然后又掉下来，这样把腰椎就跌伤了。就那个情况，当时六十几岁，年轻人不让他坐，他就坐到后排去。

解说：这幅被常书鸿取名为《万紫千红》的画，创作于1976年，常书鸿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位。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多少文字讲述那段岁月，他概括道，“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而让他最欣慰的是，敦煌的文物也和他一样，幸存了下来。当年在破庙里的敦煌研究所，如今已经是敦煌研究院了，研究条件彻底改变，高科技被广泛用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敦煌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在常书鸿的身后，段文杰、樊锦诗、常沙娜和一代代敦煌人继承了他的敦煌事业。

樊锦诗：我们现在的工作比以前大踏步发展，但是基础是常先生打下的，我们现在还要加固也要修复。所以我们说常先生是奠基者创始人，敦煌事业创始人，是敦煌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

常沙娜：我从敦煌起步，打了基础，完了到了美国又回来，他一直都很关注，希望我把中国的传统要继承下去。他给我送一本书，什么书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就是他的原笔，他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最近借到这本书，赠给你参考学习，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你看我父亲，随时随地不忘教育我，也不忘就是把传统的东西要渗透。

解说：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九十岁，他的骨灰埋在了莫高窟九层楼的正对面。

樊锦诗：我们每年的清明都去看一看扫一扫，我们有选在那个九层楼的对面，这是我去选的。他有在天之灵，生前是守护神，去世以后看着莫高窟最高的大佛的九层楼，让他永远守护着，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常先生永远守护着。

曾子墨：去世时先生九十岁，其中的五十年献给了敦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常书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