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就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在桌子底下就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一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

解说：这件事之后陈芝秀皈依了天主教，1941年常书鸿调任教育部下辖的美术教育委员会，一家人结束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不久长子嘉陵出生了。

常沙娜：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凤凰山，叫《凤凰山即景》，这是我，我养的鸡，养兔子，这是我妈妈抱着嘉陵。

解说：安定的日子，尚未展开，常书鸿的机会来了，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里佛图》，惨遭奸商盗卖，围绕这一事件，重庆文化界呼吁加强文物保护。于是，敦煌石窟被劫掠的命运再次被人提及，不久，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

常沙娜：这个于右任支持了我父亲，他就讲了，藏经洞没有了，但洞窟还在呀，壁画还在呀，彩塑还在呀，石窟依旧啊，谁去保护，谁去研究？徐先生也鼓励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思成也说，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我要身体好，我一定也要去。

解说：苦苦等待了六年的常书鸿兴奋不已，然而凤凰山的小屋里，一场争吵不期而至。

常沙娜：我母亲就说，你疯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后来她跟我说，我妈妈说，你爸爸疯了，还要到甘肃去，甘肃那个荒芜的地方，连房子都没有，都住在窑洞，我说是吗，我说我也不去。

解说：一番流泪和争执之后，常书鸿和妻子达成协议，他先去，芝秀随后。

常沙娜：最后还是走，我爸爸就是这样，杭州人据说有一个话，他自己也说，杭铁头嘛，认定了的事情，非要做到不可。

解说：1942年10月，常书鸿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一个多月后抵达兰州，1942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反对。他说，兰州离敦煌一千二百多公里，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如此一来，常书鸿在兰州备受冷遇，人员招募和器材供应都陷入窘境，无人问津。无望之际，常书鸿遇见了自己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的劝说下，龚祥里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并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省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他西行敦煌的全部人马。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六人从兰州动身，他们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终于一个月零四天后，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升起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千佛洞。

解说：当常书鸿终于站在莫高窟面前时，这座宏伟的建筑却让他心痛不已，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莫高窟地处戈壁荒滩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搬入中寺，门口挂上一块写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粗糙木牌后，便开始工作。

孙儒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他去的时候是1943年，张大千1943年也在敦煌。1943年秋天，张大千离开那里回四川，就跟他说，我们走了，你可是无期徒刑啊。

解说：虽是无期徒刑，却是自觉自愿，面对劫后余生的艺术宝藏，常书鸿暂时放弃了他的艺术，干起琐碎繁巨的石窟管理员工作，而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治沙。

范华（原敦煌研究院职工）：刮东风还好，就怕刮西风，刮西风山后头有个沙山，一刮西风就把沙子刮来，那个沙子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就这样子流，隔几天就往出清，隔几天就往出清。

解说：起初，常书鸿屡次向国民政府打报告，希望县府帮助他们治服流沙。然而，万不得已拿出几文大钱之后，敦煌县府表示爱莫能助，常书鸿只好自己想办法。

孙儒僴：他当时请教了一些老人们，说是这个沙该怎么办，人家告诉他在山崖上，边边上修一堵墙，沙来了就把它挡住了。

解说：一个开饭馆的师傅告诉常书鸿，莫高窟的水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全所同仁，会同敦煌县民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三座庙宇，严严实实的保护起来。为了处理洞窟内外的积沙，常书鸿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拉沙排”的工具，以绳索拉动木板，一点一点把沙子刮出来，治沙的同时，常书鸿开始带头植树。

常沙娜：我父亲那时候带头种树，是必须要种的，每年种树，砍树是绝对不行，据说文革的时候，打倒常书鸿，砍一个树给他看。

解说：让常书鸿喜出望外的是，不久他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乌密风等人自筹经费，千里迢迢赶到敦煌。他们的加盟使研究所实力大增，洞窟保护、调查、编号以及临摹工作终于得以陆续展开。然后，与此同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也在不断考验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范华：那会子的条件可差的很，都是毛驴，买一次东西得两天，头一天去，第二天回来，有的时候买上的肉，一路上天气热就臭了。

解说：中寺房间有限，新来者只好住进马厩改造的宿舍。1944年，刚刚进入初冬，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们，第一次领教了敦煌了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