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45年秋天，常书鸿和弟子们在凄风苦雨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也迎来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令消息传来，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苦坐无语，泪流满面。经费断绝，事业落空，加之研究人员思乡心切。不久，一个类似散伙的局面出现了。

常沙娜：好多人就第一拨像董希文先生、李玉先生、潘节枝，就第一拨艺术家就说，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我们也要复员了。他们待了两年了，也不容易了。

解说：当莫高窟只剩下一双儿女和两个工人的时候，常书鸿体会到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孤独，万籁无声的夜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披衣下床，手持一只蜡烛，走进编号为254的洞窟。

曾子墨：常书鸿曾在自叙中多次提到，《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给他带来的震撼，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萨垂那太子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此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在去敦煌前，于右任曾经嘱咐常书鸿，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他的话别有深意。

解说：为了挽救敦煌，延续分崩离析的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常书鸿自传里的这段话，讲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重庆求援的境况。

范华：走的时候没有经费咋办呢？他就决定卖家产，卖家产都是我经手，就把它家里的值钱的东西，西装，还有他从重庆带来骑马的皮靴，差不多东西都卖了，拉了好多箱到城里去卖了。常老就筹措了一笔钱，就决定就亲自跑重庆去。

解说：临行前，常书鸿把依然留守在敦煌的两个工人叫到跟前。

范华：走的时候常老的心情非常沉重，骑到马上还给我们安排了，你们两个人，我信任你们两个人，你们以后一定要把洞窟要保护好。常老就流着眼泪，骑马就离开莫高窟了。

解说：在兰州逗留期间，为了制造影响，常书鸿在双城门举行了一次父女画展，展出了三四十幅沙娜的临摹作品和自己二三十幅油画和速写，这些作品均以莫高窟的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画展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常沙娜：好多知识分子，当地的一些官员们，才知道敦煌也有这么多的艺术，所以才知道，所以也支持他，也给了他到一些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交通的支持。但是一路上我弟弟也病了，发烧，在兰州看了病吃药。没有热水怎么办呢？我就用个小玻璃瓶暖在我的棉袄里头，到时候温了给他吃药。

解说：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正陆续赶往南京、上海，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常书鸿不死心，他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干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为挽救敦煌研究所制造舆论。

曾子墨：1946年5月，常书鸿辗转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在听完常书鸿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可隶属中央研究院，你们的困难和问题都可解决。随后，傅院长又拨来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购置了发电机、照相机和绘画用的材料。

解说：1946年的重庆街头，满怀兴奋的常书鸿四处奔走，他为研究所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常沙娜：第一批人都走了，第二批就在四川成都召集了一批，年轻的四川美院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那个我们叫“四川帮”，全是四川成都人，那时候那是抗日战争刚结束，还有美国好多，那时候十轮卡车美国的军用卡，军用的衣服什么，都拨给研究所，给我父亲。我们就弄那个大的十轮卡，就开始又回到敦煌。

解说：重返敦煌，常书鸿没有忘记给沙漠带去生机。

常沙娜：我爸爸就说，你带上鹅、带上鸭，带上花籽、波丝菊，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花花草草了，完了我来管。沿途停下来我来喂，两个鹅、两个鸭，后来鹅中途死了，鸭子还活着呢，一直带到敦煌。

解说：1947年9月，常书鸿与四川省立艺专的教员李承仙结婚，他的家庭重新圆满起来，此时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生力军的到来使临摹队伍实力大增，然而这项工作的辛苦，是这些年轻的毕业生们没有想到的。

李其琼（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当时临摹的东西是在窟顶上，而且是背光的一面，就是洞门口的上方一个窟顶，我就弄了几面镜子，在洞窟里边支了一个画板，铺上白纸，但是那张画很大，十几个平米，说老实话，那个时候画画有点像玩杂技。

孙儒僴：每个洞子把它的的平面画下来，把它东南西北的各个壁也画下来，然后把顶上也画下来，就是说，在很小的画面上要包括很多内容，是很难的，很细。

解说：常书鸿把莫高窟视若珍宝，不容许任何破坏的可能。一次，李承仙进洞工作时，大衣角不小心蹭到了壁画，竟遭到常书鸿的厉声斥责。

李承仙（敦煌艺术研究者常书鸿夫人）：因为当时我怀孕了，肚子大，上去下来我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哭了，我说你看看我挺着那么大的肚子我上洞子，我稍微（碰到）一点有什么呢？（常书鸿说）不行，我说你怎么这么凶，完了以后呢，又跟我道歉，你看我，当时我是急了一点，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你再碰掉以后就没有了。

解说：当常书鸿开辟的敦煌研究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1948年随着内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所又一次陷入困境。

孙儒僴：1948年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争，就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从报纸上看到，是一天一天地丢地方，经济好像社会上越来越不安定了就是，我们工资也发不下来，走也走不了，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