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念远：实际上整个的深圳，父亲讲就给了两个亿，其他全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一好，上哪去找这样的，你算你最低的成本。土地的成本最低，劳动力的成本低，水和电。那你资本家是要核算的，他是要挣钱的嘛，在中国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你打入国际市场，那当然他的利润就很丰厚了，党的政策吸引着外商的投资，合资，逐步的独资都开始了。

解说：谷牧告诫广东省委办特区，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行，在特区和谷牧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的工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吴南生：他很能够和下面打成一片，他的工作方法也很突出的。

刘念远：他每次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半月，把所有的特区都集中在一起，沿海开放城市主管的副省长和市长跟着，大家一起来讨论。

吴南生：我们以一共有四个特区嘛，一开起会来就两省四个特区，也算是一股势力啊。

刘念远：大家说好，那好，深圳这个经验我们推广，回到北京，我父亲会把整个的情况，又召集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他们再相应配套地制订一些法规。

吴南生：最后变成中央的文件，再往外推广，就是我们过去老是提倡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解说：在特殊政策的驱动下，特区建设者艰苦开拓，使深圳这个原先只有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几年之间便神奇般的发展起来。然而，正如谷牧所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198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城市，愈演愈烈的走私、贩私风潮就曾一度把特区拖下了水。

特区要不要办下去 谷牧面临空前的压力

曾子墨：1982年广东及深圳特区，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考验，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紧接着一份中央发出的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再次把特区架上了油锅。很快在国人眼中，特区成了“走私的主要通道”和“香港市场的水货之源”，这样的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中央举棋不定，谷牧则面临空前的压力。

解说：情绪的弥散拧成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一位中央负责人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下发给与会者。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对此谷牧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然而文件还是发了下来。谷牧说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事情向前推进。

刘念远：我父亲就讲了，把门和窗子打开了，苍蝇和蚊子跟着进来了，这个不要大惊小怪，还是五星红旗嘛，还是党的领导嘛，工人还在做工、农民还在种地、学生还在上学。我们用苍蝇拍把苍蝇蚊子打死了，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两手一起抓，对吧，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相信特区一定会搞好的。

解说：1982年初，谷牧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挑选了8名干部，成立了所谓“特区工作组”。很快工作组中有人受到外界的警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

刘念远：他为了支持他们他就说，出事我担着，你们去谈吧，只要出事我谷牧全扛着。所以他说在改革开放里，我保护了一批青年干部、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特区放手地去闯，小平同志叫我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来，总得有一个团队跟着我一起吧，所以出了事我担着，你们放手地干吧。

解说：1983年4月，谷牧把广东省的三个经济特区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后，当天中午广东省委有人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谷牧一听，立即带领一群人赶到叶剑英住处。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授）：叶帅就说现在我知道你压力很大，还有一个什么文件，什么租界的由来，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知道知道，说你顶得住顶不住，我父亲说我顶得住，您放心，叶帅说那就好。老帅们一字千均，这三个字使我父亲感受到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解说：子女们说，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

1984年1月，邓小平的专列悄悄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这位特区政策的首创者要亲自去看一看，深圳是否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得不可救药。考察结束后，邓小平为深圳市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的感受。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我们要开发海南岛，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4月中旬，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邓小平：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有没有点劲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