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人头落地，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在此过程中，最为悲怆的莫过陈独秀，不仅两个爱子，延年，乔年惨遭杀害，女儿也因伤心过度，不久病逝，而他自己，被当成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开除出自已创立的党。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

1932年10月15日下午，陈独秀最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以“共党魁首”的名义逮捕，随即被押送南京。

曾子墨：1932年被捕入狱时，陈独秀相信，自己这一次必将万劫不复。然而最终，他只在狱中呆了不到5年。这与一个人的努力脱不开干系，此人便是胡适。尽管政治主张上，两人早已分道扬镳，但胡适始终记得陈独秀对他的知遇之恩，也始终是把陈独秀当作“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几乎每次都是胡适积极奔走营救。而这一次，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虽然没能奏效，但是到了1937年，胡适又利用抗战爆发的时机向汪精卫求情，终于让陈独秀提前获释。

解说：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为躲避战火，他顺江直上，第二年到达了四川江津。

在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最终，他发现了苏联的黑暗，发现了斯大林的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此时，他早年的民主思想得到了回归。

孙郁：这个应当说，我觉得是陈独秀身上最迷人的东西，他的人格魅力，我觉得他晚年的这个绝笔，他的句号画的非常之精彩，因为他看到了共产国际当中这样的一些黑暗的东西，看到了斯大林实质性的东西，应当说他是一个共产党的早慧者，他是很敏锐地发现了，在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里，他是违背他早期创党的意愿的，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并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他觉得人类大同，穷苦人的翻身解放，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政党，它是应当在一种正常的生态里边，要监督的，彼此之间有牵制的，不能一言堂的，他这个看法我觉得是很深刻的。

解说：1942年5月27日，一辈子造反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终年仅63岁。他的遗稿被他的一个学生整理起来。

7年之后，解放军横扫大陆，已经成为蒋介石“诤友”的胡适被派往美国争取外交援助。在远洋轮船上，惆怅的胡适仔细读起了陈独秀晚年的文章，不禁对老友的大彻大悟感慨不已。他写道：“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在这艘轮船上，胡适还创办了一本《自由中国》杂志，并起草了杂志的宗旨，写下了他对一个自由民主中国的向往。

耿云志：胡适的一个基本的信仰就是自由和民主，这一条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共产党这条路，因为共产党是搞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他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二者必取其一这个条件下，选择了国民党，他并不完全赞成国民党那一套，他到台湾以后还是继续批评蒋介石。

解说：1958年4月，68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他的到来，受到了蒋介石热情的欢迎和接待，然而这个胡博士，却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公然和蒋介石唱起了反调。

潘光哲：我想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胡适就是知识分子，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风骨。蒋介石参加了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的院士会议，作为“总统”，应邀致词，那么蒋介石就讲了一些让胡适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话，蒋介石讲了这番话之后，胡适起来呢，就当场跟蒋介石唱反调。第一个，蒋介石说我们科学研究，就一定要配合反共复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胡适他就举个例子来讲，科学研究有它的一个理想和意义，可以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所谓伦理道德的方面来讲，他说中共要批判胡适，不是因为胡适有什么伦理道德，而是因为胡适希望我们大家做一个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我们不要为朱熹、被孔子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牵着鼻子走，所以胡适说，我自己所主张的，就是这个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这一套思想方法，而中共可能对这个是相当忌讳的，所以他们要批判我，也就是说老蒋讲的几个重点呢，统统被胡适给当场反驳掉了。

解说：胡适公然反驳蒋“总统”的发言，一方面是他实事求是的学者风骨，在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长期对蒋介石专政的反感。他创建的《自由中国》，就因为在言论上对抗政府的白色恐怖而屡遭打压。在两年之后，《自由中国》由于“雷震组党”一案被当局彻底查封。这件事，让胡适身心遭受了巨大打击。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谈论到“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话题的讲话中，心脏病突发倒地，终因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72岁。

在胡适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孙郁：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宿命，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就是他们点起了大火，最后他们也被烧了，就是他们想要烧的是那样的一个旧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们把自己也烧掉。

曾子墨：李敖先生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称胡适为“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新文化的播种者”。其实，“播种者”一词，用来形容陈独秀和胡适两个人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是他们共同播下了新文化的种子，也是他们一起点燃了旧中国却燃尽了自己，有人说，播种者的命运往往太过于悲惨。因为后人一边吃着播种者种出来的粮食，却一边大骂当时的播种人。这样的看法恐怕也有些偏颇，因为当历史的焦距和维度足够的时候，人们自然会体会出播种者的价值。

结束语：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