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胡适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看出了中国应该朝一个什么方向去走，陈独秀是一个在发难，新文化运动发难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鲁迅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干将，钱玄同啊，但是胡适才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为什么说他是中心，就是新文化运动里面所提出的一些个基本问题，主要都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其他人都没有提出来，陈独秀没有，李大钊没有，鲁迅更没有，研究问题，输入学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你首先要研究问题，我面对什么问题。你碰到问题就要想法解决，解决就需要有学理的指导，所以你要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就是你要建设一种文化，特别是像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有五千年历史，你要建设一个文化，你必须得和传统发生关系，有很多新文化运动也好，清末时期也好，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也提出很多很美丽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多美呀，但是实现得了吗，实现不了，所以这个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呢，要对传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使建设一种新东西，能够在传统的土壤里面能扎下根。然后才有可能谈到所谓再造文明，在这个基础上新文明产生了。

解说：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之后又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等文章，进一步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号召青年把自己铸造成器。

耿云志：个性解放对于像我们这样一种后发展国家，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传统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认为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把人们的这个创造性，人的个性充分地发扬起来，弘扬起来，使他的创造精神能够得以充分发挥，所以胡适有一句名言说，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们能够创造得起来的。必须得每个人都是独立，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思想主张，没有个人的独立，就没有民主。

解说：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这篇被后世文学界和史学界称之为“现代白话小说开篇之作”的文章，如一记重磅炸弹，迅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宣战的檄文。

孙郁：当时那期杂志主要内容是谈反迷信的，就是组了一大批稿子，就是颠覆中国的迷信的思想。鲁迅当时就寄去了《狂人日记》，谁也没想到，那一期就是他是一种骇世惊俗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从他那儿开始形成，在他那儿成熟。鲁迅那第一篇真正白话小说，它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就是现代人也很难超越他。

解说：多年之后，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起《新青年》。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孙郁：当时就是那样的一种语境，他们思想是解放的，就是语言可以跨越、民族可以跨越、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的这种传统可以跨越。他要创建一个新的一种文化，所以，那么各种各样的价值尺度和艺术的参照，思想的参照都出现了以后，我们，你想想，就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学很快成为一个潮流，马上在192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小学课本里面，中学课本就用白话文了。就是它的力量实在太大。太有诱惑力了！

解说：那几年可以称得上是《新青年》营垒的同人们难得而短暂的蜜月期。在箭杆胡同20号的新青年杂志社里，他们的激烈和迅猛，点燃了民国初期的文学空气。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性格迥异，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们所散发出来的融洽和一致性，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回味。

曾子墨：胡适回国初期，曾经与陈独秀相约20年不谈政治，只专注于文化和思想的革新。然而，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1918年底，在一战胜利的狂潮鼓舞下，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办起《每周评论》，开始在北洋政府的鼻子底下大谈政治。他们的挑战，激起了保守派的反扑。为了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他们竟然用起了讹传谣言的卑劣手段。最终，在1919年3月底，一条“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的流言，让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撤去了这位文科学长的职务。就这样，陈独秀令人惋惜地离开了北大。他和胡适的距离，也从此越走越远。

陈独秀被辞去文科学长，虽然身份还是教授，但是他已经不再到北大上班了。离开北大的陈独秀是怀着一腔怒火的，也是极度沮丧的。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决定直接投身到政治革命中去。结果，他因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一关就是83天。出狱之后，作为北洋政府的危险分子，他在北京的活动受到太多的限制，只得在胡适和李大钊的帮助下去了上海。这一年是1920年，陈独秀心中，已经酝酿起一个惊天动地的念头。

解说：五四运动之后，曾经踌躇满志的陈独秀，在残酷的现实中备受打击。原本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在此时彻底破灭。

孙郁：我觉得这里面有他对知识群落的失望，他对北大是失望的，他虽然是在北大给了比较高的荣誉，但是他突然发现北大这些教授们，你比如像黄侃这样的，他并没有放在眼里，虽然说这些是章门弟子很棒，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像胡适这些东西，他觉得玩儿来玩儿去就是文字游戏，你说的很好，那是一个结不了果的一个花朵，他觉得中国要想改变中国社会，真正改变中国命运，我们知识分子在那边只是谈主义，只是谈思想，只是谈文化史，那就是清谈了，那怎么办，要有个环节，把他实践到现实生活里面，能够成为现实里面的一个行为，那他就觉得中间有个环节就是政党政治，他在一篇文章里面专门谈，中国缺乏一个健全的政党政治环节，把这个理想实施出来，所以他这个选择应当说在当时他比很多人看得要远。

解说：到达上海后，陈独秀与李达等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交上了朋友。同时，从1920年9月1日起，《新青年》也被陈独秀移回上海编辑出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孙郁：陈独秀当时怎么想的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去猜测了，但是从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和那些办的杂志，以及周围的人的回忆录里能感觉到他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像俄国那样，那样的一个政党，有力量的一个政党，能够带领这个民众，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政党。

解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为第一任最高领袖，中央局书记。这可以说是陈独秀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然而，也是在此之后，他的命运却急转直下。

在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之余，陈独秀仍秘密主持着《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谨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因《新青年》被抓进上海巡捕房，两次都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如此，他在广州发下的“不要国际帮助，独立干革命”的宏愿便难以兑现了。当陈独秀的手和他一向不感冒的马林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某种未来便已被注定。

唐先生：他在成立共产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必须要受到苏联，斯大林共产国际的约束，所以这段时期是最窝囊的时期。他的思想都不能得到贯彻，他必须服从，违心地服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给你什么指示，斯大林给什么指示，有什么决定，他必须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