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来到纽约之前，胡适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经常提到“文学革命”的字眼，认为传统文学最大的毛病就是徒有形式而没有精神。投入杜威门下之后，他运用实验主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分析方法，逐渐找到了改良旧文学的药方。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这时，一个绩溪同乡给胡适寄来了几期《青年杂志》，并约他给主编陈独秀去稿。于是，陈独秀与胡适开始了通信联系。令胡适兴奋的是，大洋彼岸的这个安徽同乡，对自己文学改良的见解完全赞同。

曾子墨：就在陈独秀与胡适越洋信件频繁往来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教育界，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正在发生。1916年冬，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了新北大的办学方针。同时，这位前清的翰林，开始在社会上广罗人才。他的目光，投向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唐宝林：正好是1916年12月份，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合并的事情，到北京来。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有许多好的印象，所以他就亲自到前门小旅馆去找他们，结果（蔡元培）好多次去他们俩都在睡着，睡着他就告诉茶房不要把他叫醒，等他醒来以后再说，他坐在小板凳上，坐在门口等着，几次都这样，所以留下来一个佳话就是，蔡元培去请陈独秀是“三顾茅庐”。陈独秀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我没有学历，我没有职务，我还要办《新青年》，蔡元培说，你没有职务不要紧，你不会教学，你可以去当这个管理和组织工作，我封你当教授，当个文科学长，你要办《新青年》，你可以把《新青年》搬到我们北京来办，所以陈独秀他就，他说我回去考虑考虑。

解说：蔡元培的这番话，想必对已近不惑之年的陈独秀触动很大。此外，北大文科学长的月薪是三百块大洋，对于经济向来困难的陈独秀而言，自然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在与蔡元培的谈话中，陈独秀还向他推荐了即将学成归国的胡适博士。他准备回上海后，写信将此事告知胡适。巧合的是，胡博士的信刚好也到了上海，里面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学改良刍议》，让陈独秀快慰无比。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这篇著名的文章。年轻的留学生，为半死的旧文学开出了八大药方：“一：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做无病之呻吟。五：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篇在胡适自己看来仅仅是中国文学试探性改革的文章，在当时造成的震慑力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他的名字也由此风靡学界。

不久之后，大洋彼岸的胡适收到了陈独秀的回信。信中对他的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并谈及推荐他去北大任教一事。这封信，让胡适欢喜异常，自己多年来“做国人之导师”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而陈独秀这位未见面的知音，也让胡适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917年1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在动身前往北京之前，陈独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刊登在《新青年》上。他大呼：“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这篇满腔热情的宣言，把胡适的个人意见，变成为北大文科学长的权威意见，也把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上升为一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曾子墨：1917年农历新年之后，陈独秀带着妻儿，带着《新青年》编辑部，住进了今天的北京箭杆胡同20号。在这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等一大批干将，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这一年7月，胡适回到国内，陈独秀亲自赶到上海迎接。两位中国文化更新的奠基人，终于得以相见。而此时的《新青年》，也无疑进入了它的黄金岁月。

解说：从1917到1919这两年时间里，陈独秀与胡适成为了亲密同事。他们以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为中心，以《新青年》为发表言论的阵地，对旧文学、旧思想发动了猛攻。只是，由于个性和经历的差异，两人的分工各有不同。在领袖气质和号召力上，陈独秀无疑是《新青年》阵营的一面旗帜。

孙郁：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那么中国当时主要是面临着一个思想界、精神界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很多读书人，知识分子都意识到当时中国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怎么样来清理这个历史的一些问题，思想界的问题。没有，还没有一个精神界的一个斗士能够奋臂一呼，然后很多人应者如云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陈独秀这个时候他出现了，应当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英雄式的一个人物，而且他把中国知识界最有想法、最有叛逆精神的人都聚集在自己的麾下，形成了一个很诱人的这样一个文化格局。

解说：那一时期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充斥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潮。其中，有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介绍，也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而陈独秀的工作，就是从中进行筛选和提炼。

孙郁：应当说像胡适、周氏兄弟、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这些人，

他们的所有的文章和创作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就是他们无论要写论文也好，写随笔也好，或者搞小说创作、写新诗也好，他们都瞄准了中国当下的最棘手的一些问题。

你看陈独秀在那里面，他就是他能把所有人的观点他提炼出来，他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表述，他表现了一种方向感我觉得这种方向感就把知识分子带动起来，沿着一个路线在走。他是一个振臂一呼的一个英雄、方向感的一个人。

解说：在《新青年》的众多同仁中，陈独秀最为器重的，无疑还是被他奉为知己的胡适。当然，后者在学术理论上的深远洞察力，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孙郁：学理上能够说的最到位的，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周作人。你看那个时候，胡适和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真正地从学理的层面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的，而且现在来看呢，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一些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