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背离了党内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的民主原则

在这段时期，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时，或碍于形势，或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维护党的领袖威望的考虑，往往作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

三：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五十年代中后期，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走向不正常，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场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来了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如何被步步破坏，而作为八大主路线之一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是如何被终止的。

从1955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歧。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加快速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思想和以周恩来、陈云等为代表的主张稳步前进、均衡发展的思想。这场分歧集中体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上。在这场争论的前半段即从1955年底到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的这段时间里，集体的意志得到了体现。周恩来等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的思想和做法遏制住了盲目冒进势头，保证了我国经济在1956年、1957年的继续发展。直至此时，反冒进在党内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这次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赞成的，但此时他服从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说明这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正常的。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的公平批评。他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随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彻底批判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接连不断、声色俱厉地批评反冒进，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接着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接着反反冒进，指出：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及代表党中央大多数的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同时，1958年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作这样的一种政治规定，进一步抑制了党内民主，导致了“左”的气氛弥漫全国。

在这场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中，毛泽东背离了他曾经一再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他的一系列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纲过高”。过重过激的批评言辞使得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欲辨不能，造成了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对“反冒进”的批评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由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破坏，党内民主受到了严重影响；八大稳健的经济建议方针被迫中止，党和国家经历了随后一系列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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