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有一个词，就是“承包”跟改革开放的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农村，上亿的农民由于承包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耕种的自主权，中国的粮食问题迅速就解决了，有人就说，一包就灵，把这个“包”字推广到了城市，当时在城市里面这个国有企业，也以承包的方式开展了改革。

当时在河北的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承包了造纸厂，因为当时造纸厂提出的承包条件，就是给厂里面你一年要上交14万元，马胜利做了厂长之后，第一年的盈利就是170万元，上交了14万元以后呢，剩下的盈利部分是很大的，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当时普遍存在的就是，国有企业被承包之后，那个盈利的部分要怎么分配，国家又如何从这个国有企业的盈利增长当中来收税呢？所以在1983年的2月28号，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就是决定在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就是承包之后的利润，必须要依法纳税，这样的话就从纳税的角度，把承包的企业它的利润的增长，就纳入了这样的一个全国税收的一个范围。

这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比较早，来推行这样的一种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方面它可以保障国家国有企业的合法利润，一方面对于承包者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

当然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事情，到了后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是出现了更多的形式，然后到了我们看到了今年开始实行的全国的物权法，它就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它是包括对私营企业，因为私营企业现在在中国也非常发达，那么首次以物权法的方式，肯定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无论是税收，还是他们的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从19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我们可以看得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它的改革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呢，也是比较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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