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我是当时在任的公安部部长。“严打”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的，是继解放初期进行的镇反运动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又一次大的行动，是公安战线坚决贯彻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重温这段历史，我认为它仍具有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小平同志正要找你

我是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回公安部的。在这前后几个月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如2月中旬的“二王”案件。杀人越货的王宗王方、王宗玮兄弟，从东北抢枪、抢劫、杀人以后，窜到南方四处骚扰，当年9月“严打”时才被击毙于江西。又如，5月初卓长仁等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不少地方还发生流氓团伙在大白天劫持强奸女青年，公开侮辱妇女，拦路抢劫和结伙打砸抢等恶性案件。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映强烈。公安部党组研究了治安形势后，于7月1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题为《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了我们认为亟待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17日我到了北戴河，第二天向王瑞林同志（时任小平同志秘书）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出乎意料，他告诉我：“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

7月19日上午9时，我遵约到了小平同志住处，王瑞林同志招呼在会客室坐下。一会儿，彭真同志和张洁清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手里拿着我们写的报告，谈了几句题外话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紫阳同志谈，就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小平同志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文章主要是这一段：'加强侦查破案，严厉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已通知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是犯罪活动的旺季，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进一步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他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小平同志强调：“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这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