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度过赛后低谷？
刘芳：经营和开发奥运场馆的赛后资源，是每个奥运会举办城市都会面临的挑战。由于奥运场馆主要用于承接重大体育赛事，功能比较单一，赛后利用的难度很大。悉尼奥运会曾被萨马兰奇誉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但赛后很多场馆门可罗雀，不得不承受巨额亏损。如今北京也将面临这一尴尬，“后奥运时代”场馆资源如何开发、利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蒙特利尔陷阱”让人记忆犹新，其产生的20多亿美元的赤字由市政府承担，害蒙特利尔的市民为一次奥运背负了20多年的债务。此外，长野、悉尼、雅典奥运场馆都成了政府的沉重包袱。
刘品安（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奥运会的主办国历来都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光是中国，奥运会的主办国都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讲是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从北京这次奥运会来看呢，我觉得这些场馆的使用啊，实际上在奥运会之前，国家的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他们都开过好几次这方面的研讨会。就是对奥运场馆后的使用进行了一些探索。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国家和北京市对奥运场馆的使用，在奥运会以后，是有一些运作的方案。我们掌握的情况，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而且这些运作方案，有的是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比如说对鸟巢的使用，他们就准备与中信集团，以及根据市场的运作，开发出一些群众性的，一些文娱啊，体育啊，包括甚至把它作为一个部分，做一个商业中心去开发。那么从这种运作模式来讲，应当说能够产生一部分效益，
“鸟巢”是本届奥运会投资最多的奥运场馆项目，也是中国首例实行PPP经营模式的体育馆。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中文译为公私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的经营模式。
而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五棵松奥林匹克篮球馆等项目则实践了BOT模式，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意为建设－经营－移交模式，由政府对项目建设、经营提供特许权协议，投资者需全部承担项目的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在有限时间内获得商业利润，期满后需将场馆交付政府。
刘品安（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当然我们PPP的这种形式在奥运场馆的使用中，鸟巢它的首次使用，在我们国家来讲是首次使用，那么这种运营的模式我认为应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它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我感觉这种BOT的形式，从投资到经营这都是于企业的自已建设自己经营，自己的管理，若干年交给国家，这两种模式我觉得对奥运场馆的使用和建设，应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刘芳：所以您认为BOT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刘品安：对我们国家的情来讲，可能会走向市场之后，因为它没有政府的那一块在里面，它的运作可能会更加市场化一点儿，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像这种大型的场馆，你如果没有政府在一块运作，它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使用的权威性，使用的公益性得不到保障，如果你采取PPP的形式，就是像鸟巢这样的，它属于国家的体育馆，体育场，那这种情况肯定用PPP的形式要好一点，其他一些运动场馆用BOT的这个形式，这是采取两种模式，不同的场馆不同的场地分别实施。
实际让他的盈利效果，感觉好像，从市场经济这个角度来考虑，它可能不会有很大的效益，但是从以人为本，以市民利益为重，这么一个理念出发的话，它是造福于人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一些利益考虑，但是同时还要有一点模糊数学，不能够太精，也不能太考虑经济效益。
一个苦涩的现实使得北京在奥运场馆利用上占有先机--中国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实在太少了。根据中国2004年开始进行的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在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2平方米，而在这2。2平方米中，当时的开放率仅为58％。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均场地面积是19平方米。欧美体育大国的人均场地面积更高。
尽管为了举办北京奥运会，北京市新增了12处场馆，但总的建筑面积除以巨大的人口基数，北京的人均场地面积增加得并不多。而放眼全国，人均场地面积仅有可怜的1。04平方米。因此，体育场馆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