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从专业技术层面上，你们也走访了很多的领域，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准备过程当中，另外有没有一些您所看到的，比如说还不足够的地方？

杨锦麟：我经历过两次彩排，在鸟巢边上两次彩排，彩排完了以后，我要回到我下榻的酒店，时间大概都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如果在出现天气的意外或者其他的意外，这么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和疏散，据说几分中就能够把鸟巢里的人疏散出来，但是鸟巢周边群众的聚集的疏散，我相信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一个重视主义。

公交车的安保措施很难做，而且也是必须要重视的，我相信有那么多的军警，办一个平安奥运这个信心以及不管任何界面的领导，包括街道办的办事处的那些大妈大爷们，他们都能把11种状况，敌对势力什么的，琅琅上口、倒背入熟而每一种势力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车站的安保，他都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想这个教育不得了，而且他会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使这个自觉行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力气，我觉得对中央集群这个特殊的体制底下，他没有这种磨损我认为是北京领导人必须重视的一个信息。

当然这个边陲地区会有一些我们知道失控的，或者是大规模社会的骚乱的事情，则显现当地的执政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在东南沿海发达的地区，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我认为他还是很坚固，而这个坚固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强烈的信息。这样一个执政党尽管他在过程中有很多的缺失，但是他还是能够用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面对一个类似北京奥运会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的这么一个活动，而在处理这个活动或许会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游刃有余。

陈晓楠：奥运就在眼前，每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奥运会究竟会不会带给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感受，我们也来跟杨锦麟先生来继续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您最有发言权了，您跟的很多人这几天聊话题就是这个主题词，就是奥运。

杨锦麟：对。

陈晓楠：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角色的人，不同职业的人，或者是不同在社会中，可能他们自己的个性也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吗？

杨锦麟：东岔口胡同，东门胡同那就是白塔寺边上西侧有一条胡同，有个百年老屋，那个屋子我看有上百年历史，三个月前他刚刷上一层灰，住着一对80岁的老头，老头光着膀子接受了的访问，我就闯进去了，那是非常的坦白讲很不起眼的，他住了60多年，这房子还是房管局的，他没有房子的产权。

但是他非常期待在奥运期间能够有微改，但是那个房子目前为止还没有触及到，但奥运会马上就要开了，老人家会报怨很吵，比如说街道居委会，天天来给他交代，外来人口要注意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没事，奥运会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妨碍。讲的很好，我这时突然就闯进去，我想完全不在拍摄过程的计划之内，这是一个事。

这个让我很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起一句话，皇城根这个人，天天想的是皇城里的事儿，北京人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大气，参与意识很强，虽然我们家吃的饭是普通的饭菜，皇帝吃的是御膳，但是皇帝的下水道跟我们家是相通的。

这种参与感，这种主人翁的使命感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不要说以前吧，就讲一百多年历史，北京人什么没见过，这个大爷住着一个非常狭隘的小偏房、平房，他能忍受一些不方便，他觉得不碍事，这是第一。

第二，南锣鼓巷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外，他说现在络绎不绝的人到我的店里来，我感觉很有面子。我吓一跳，他只是在这个胡同住了不到八年，他就有一种中国文化里面重视面子的这种意识，重视面子在我们这一次组织、筹备北京奥运会过程中，应该说我们也竭尽全力的再做一些面子和里子的工程。

我想这方面每个人都有感受，中国人碍面子，我们当时也喜欢有更丰富的内涵，政治任务的效应会出现，就是在动员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得不，也不得已的一些虚假的东西，假、大、空的现象。但是，那么多人都愿意照顾这个面子，忍住自己的不方便，连老外他都有这个意识，这点我讲了讲，很有意思。

还有一点我就讲，我前两天，我在南锣鼓巷胡同的一个酒吧，老五的酒吧那是个法国人开的。看见一个新加坡的独立制片人，拍了一个《北京沸腾》的纪录片，75分钟，选择在一个法国人开的酒吧放的。刚好是家乐福事件，中法关系萨科齐唧唧歪歪的那个过程中，他说特地去找他，老外菲比看了以后二话不说，免费提供场所和放映的设备，免费提供所有到这里来看的凉白开，当然你要买饮料要自费，当然还是开门做营业。

他没有任何的宣传，没有任何官方的任受，没有任何的广告，只是一张很简陋的英文写的广告的照片。看的人最多的是外国人，看得人最多的并不是在北京外国留学生，而且外国的游客，看了很感动，每个人都捐款，都干嘛呢？为四川大地震重建家园，进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就在一个外国人开的一个酒吧里面发生的事，他以后在胡同里面连续播映了两个月。

我是在他准备结束这个放映的计划之前，我赶到了现场，我跟他交谈，他让我有一个新的一个震撼，不能说震撼，就是一个新的初学，我每到四处跟普通市民谈的话，他们都非常严肃，非常自豪，表达的那种期待。但是这个老外他告诉我一个，他就希望奥运会要办得很开心，很HAPPY，HAPPY这两个字我到北京一个礼拜，就是从一个老外嘴里听出来的，我觉得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这是一个很开心、很快活、很愉悦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时候把神经绷的太紧，绷的太紧以后因为我们的高度重视，现在又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难免会有一些倦堕感，难免会出现一些调侃的话语，单眼皮、双眼皮、宫外孕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反映了不是说对北京奥运会在这里家门口举办的排斥，而且因为一种倦堕感的折射，我觉得这个度要掌握好，掌握不好也许也会出现一些我们不喜欢看到的状况。

第二个我讲了陈惜惜这个新加坡人，拍的一部75分钟的纪录片，记录了不是官方的话语，纪录了不是官方的画面，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盲人运动员他要准备参加残奥会，他每天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是怎么练的。非常的简陋，没有任何的补贴，默默无闻的在持续着，北京准备好了吗？以我们的镜头，以我们的观感，以我们的感受，我可以说它准备好了。

陈晓楠：我想每个个体生命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很特别的感受，其实凑在一起的时候，和奥运之间很特别的这种情节，凑在一起可能才是一幅特别真实的一个图景。

杨锦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

陈晓楠：刚才您特别提到开心两个字儿，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努力准备的过程当中，真的还是要再注意开心两个字。所以也让我们共同在奥运百年之梦就在眼前，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享受这屏息以待的片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