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体制因素与思维方式再审视

鲁韬：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太多考验中国人民的事情，从年初的雪灾到5月的大地震，现在国家经济又正受到通胀、股市重挫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的困扰。中国如果要注定不能在光荣与梦想的奥运欢呼声中渡过这一年，不妨要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再抬起头来迈向后奥运时代。

我们这节就重点讨论这个后奥运时代，邱先生，我们觉得很显然这个奥运会不可能，也不会一下子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后奥运时代？

邱震海：其实我们跟西方，跟中国自己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奥运会对中国能起到什么推动作用？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前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讲过的一样，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对我们的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估，不要跳越我们目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阶段，少年有少年的智慧，中年、老年分别有中年和老年的智慧和体力。

现在关键问题是中国未来如何发展，其实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中国实际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我们的每一步走的过程当中，如何看在过去30年，其实刚才我讲了，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面临着新旧思维的一个博弈，或者一种斗争。

或者具体来说，在每一天，当我们处理每一件事，当我们尤其处理大事的时候，我们处理像奥运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呼吁、呼唤平安奥运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奥运同时应该也是个开放的奥运，忽略了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当我们呼吁、呼唤社会稳定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这个社会同样需要多元，忘记了在稳定和多元之间它需要有一种非常合适的平衡。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如何说，多元是意味着未来的社会方向，开放是未来社会的方向，稳定和平安它是社会的基本基础，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跌入原来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思维，以苛求和稳定来回避多元，以平安来回避开放，忽视了中间的一种融合和一种相对的平衡。

所以我认为，过去的30年其实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尤其在承办奥运的过程当中，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无论是西藏风波，还是奥运火炬传递，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包括在上个星期，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北京警察跟香港记者发生一些虽然是小规模的，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个案。

你不可能说这些北京的警察们，他们不兢兢业业，他们确实是在维护平安，但是他们为什么在某一些时刻，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挡记者的镜头？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一种传统思维的影响。

鲁韬：您认为是一种本能的动作？

邱震海：我认为这是一种体制，多少年体制留下来的，尤其给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们造成的一种体制上的思维的习惯，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的本能，所以刚才你也问过我，体制改革和思维改革是不是一对悖论，好像似乎我在提倡我们只要思维自演变，不要体制的改革，我认为体制的改革是需要的。

但如果说思维上，思维方式上没有改，那你表面上体制的改革也是没有用，它只是一个框架上的改革，但如果背后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是没有用的。

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慢慢的能够每个人都向着现代文明、法制、均富和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话，我想我们会维持好两者的平衡，当然这个是，还是那句话，说说容易，做做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一方面，我们希望西方的朋友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不要对北京奥运能够给中国起到的作用，抱太大的希望，中国目前我们的能力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未来，能够向着这么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向前进，我想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讨论中国全能主义面临的挑战，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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