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渐进过程中的思维博弈
鲁韬：邱先生，如果回顾中国在不管是申办还是筹办整个奥运的前前后后，您觉得从中反映出中国现在发展到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邱震海：其实我觉得奥运也好，申办奥运也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个案，只是一个case，围绕它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崛起。所以无论是西方国家如果看中国承办奥运，还是中国跟西方国家在奥运申办或者筹办过程当中产生的磨合，产生的摩挲，其实它更大程度是折射了覆盖它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到底如何看？中国其实要在这里面，无论是奥运也好，中国崛起也好，对西方、对中国自己来说都存在着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导致中国成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或者如果说这次奥运能够成功，我们也相信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因素是什么？到底是全能政府，还是其他的一些元素？
第二，无论是这次奥运申办成功之后，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到底会如何？刚才那两个模式，一个是日韩模式，一个是德苏模式，无非就是在探讨过去他们的成功因素是什么？然后未来奥运会申办之后到底是起推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都是这样一个走向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奥运会是一个个案，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和中国分别如何看中国整个崛起这么一个大背景。
昨天在其他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其实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典型国家，就是在经济领域里也好，在其他领域里面也好，你说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吗？并不是。虽然说有了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了16年的市场经济。
但是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有相当部分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是还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完全摆脱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因素，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他是一个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我们看的很明显了。
从欧洲、从美国跟中国不断的贸易摩擦，或者跟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待遇上面，他们提出的指责，当然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情绪化的，有一部分是政治色彩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就事论事的，就是政府主导的色彩还是相当的明显。
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里面，中国也是一个非典国家，中国已经完全不是原来苏联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今天享有的自由，不但是在30年前完全不可想象，20年前不可想象，而且是跟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里面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这么一种在经济上蓬勃发展，公民社会已经相当的发达，在这次5·12大地震之后就可以看的非常明显。
如果说我们以前从来试图要回避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组织，但在5·12大地震之后，我们第一次发现，当那么多的志愿者文化是自发的在一种人类的大善、大爱之下，自发的跑到汶川前线去进行救援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的民间组织，之前我们试图一直回避的、讳莫如深的那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茁壮成长。
所以这也是一个过去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都找不到先例的，刚才也我讲过，关键未来的，当然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在经济领域里面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也许是全能政府，也许是在其他的一些制约不够，监督不够，所以导致我们比如说有腐败，屡禁不绝，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大家都很头疼的问题，是吧？
还有这个在经济领域里面贫富不均，所以现在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平衡发展。另外其实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困扰中国人至深的，也许困扰我们的领导者和许多学者，也困扰西方在透视未来中国走向何方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到底是会全方位的向日韩举办奥运会以后一样的，拥抱西方价值观，还是会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刚才我说了，中国不会全方位的拥抱西方的价值观，这不现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是如果说我们否定了这个问题，中国未来要解决腐败屡禁不绝等等这些问题，靠外来的制约因素，我们又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路到底在何方？
所以虽然说我们现在在探讨，表面上是在探讨中国的奥运成功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其实更大的框架我们在探讨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是走向何方？
鲁韬：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国正处在一种新旧交替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一种各种思想，新旧思想的这种博弈也好，甚至是交锋。那么您认为这种博弈或者交锋，它的成本会不会很大？
邱震海：成本我认为就看你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展开了，当然以前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们曾经有过许多风波，那个成本太大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谈虎色变的问题，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谈虎色变，关键是你如何去改。
在体制上当然是改革非常困难，但我个人认为，第一，体制改革更为困难的是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伴随着这么一个体制长大，所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深处，乃至如果打比喻说，在我们的血液深处已经深深的植根了原来体制所留下来的这种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不改，或者如果不进行转移，不进行演化的话，那么所有的体制表面上的改是没有用的，到最后你还是会穿新鞋、走老路，不是吗？
所以我认为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说体制改革我认为是为时过早的，但是我们大家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可能，我刚才说了，全方位的去拥抱西方，也不可能全方位的吸收西方的现有的这种多党民民主的框架，这是完全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但是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有几个要素是慢慢的是我们争取的目标，就是一个是现代文明，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这么一个大国，包括我们的国民心态，包括我们许许多多对内、对外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规范，还有我们是一个法制的国家，任何都是用法制来进行治理的。
另外就是我们当然要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富裕我们一部分现在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均富的国家，是吧？这个无法做到使所有人都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或者改革开放的成果，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不但是富裕的，而且是一个均富的国家。
还有我们可以暂时没有表面上西方意义的民主机制，这个也不必要。但是我们必须要呼吁给公民一种公民自由，只有到所有这种要素都满足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的美丽，这个国家会变得让人非常的舒服。
所有的这一切，我认为其实我需要在目前大的体制上进行手术，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包括许多政府公务员，包括甚至我们的保安部门、警察部门在内的思维方式上的改变。其实我们在过去30年也好，16年也好，改革开放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在进行过渡，在进行演变，演变当中每一个个案我们大家都在进行新思维和旧思维的斗争，新思维和旧思维的博弈，关键就看这个博弈的未来的走向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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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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