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行为何中国做上了私募行当，中国企业的增长利润又为何肥水外流？高薪激励，毁誉参半，面对国际投行，中国政府如何监管？

王鲁湘：我这里有一个凤凰网的网友啊，他有一个问题向黄教授请教，他说现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炒股、买房，相映成趣的是高盛却大手笔的投资，在中国养猪，摩根士丹利投资了曾经在中国很偏远的一个地区，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乳品厂，大家知道，就是现在的蒙牛，目前可以说是收到了巨大的回报，那么这个网友的问题就是，这些国际大投行为什么在中国做上了私募的行当，另外是，如果这一些产业真的这么有前途的话，为什么我们国内的资本不去投资它，导致肥水外流呢。

黄明：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觉得国际投行在美国这种发达市场根本不是私募投资的主流，美国是分工非常细化的，可是在中国，为什么它们作为私募投资的主流，而且赚了很多钱呢，主要是它利用了这个投行的光环，这个信誉，然后告诉别人，当你让我私募投资的时候，我就自然就带你上市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我们的很多企业的误解，我们企业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认为上市是需要求人的，的确在国内是需要求人的。在国际上是就得求高盛，其实不是这样，国际市场上非常公平，你要想上市，你要有能力上市，高盛、摩根士丹利来求你，不是你求它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高盛、摩根士丹利（这类投资银行）说我带你上市，你让我先投一把，所以很多企业，都会在上市之前，让这些投资者会投，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国内在前一些年吧，还没有成熟的私募投资者的品牌，所以投行就利用了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西方啊，投行不太轻易做私募投资，因为私募投资和上市之间的距离非常远，风险太大，可是在中国呢，由于我们的这个股权结构，体制问题，以及企业的一些，包括一些灰色的问题，所以很多企业在临上市的时候，还要来一轮投资，把自己的结构，把自己的治理全部都给洗干净了，这样以便上市，这投行一看，我刚投了就可以上市，风险不大，因此投行就投的挺多的了，所以有各种原因。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问的更深的就是，那为什么这些，这么好的一些中国增长型的企业，那肥肉都给老外吃了，包括蒙牛在内，肥肉当初本来想给国内的投资者吃啊，（当时）吃不了，因为国内投资者要投蒙牛这种企业，他就非常需要要控股，不控股我不放心，也就是说国内的法律对投资者保护太弱了，国际的私募投资之所以敢投资，把这企业的结构拉到开曼群岛去用西方，用国外的法律体系保护他，他不占股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敢投，所以说到这，我觉得第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内的，对投资者的保护，我们的《企业法》，《公司法》，这个体系有待改善，

王鲁湘：下面我们请现场的同学，你们都是专家，都是专业人士，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你们有问题要向黄教授请教的请举手，

学生：黄教授您好，我是长江商学院2009级MBA的同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投行很多时候是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但它们由于深陷多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它们的话是不可信的，那么您知道在中国，很多高校的教授也频繁出现在媒体上，那么，其实他们也深陷类似的利益冲突，那么您认为他们的话，是不是也不可信呢？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我们想获取一些正确的金融知识，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途径，谁的话才可信呢？

黄明：我想强调一下，并不是说投行的话不可信，就不可全信，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是中国的很多现象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上，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所谓的专家，也带着利益，但是没有披露利益，包括一些教授，那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我们老百姓，我们的媒体，当看到任何所谓专家，假如你要发表一个观点，做一个预测，你首先得同时披露，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投资、有什么顾问，有什么利益跟这个观点有牵挂，假如有的话，你得披露，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你了，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善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应该要求他们披露，作为学者，我们都应该披露，我们说这句话对我个人有没有利，当说这句话，这个观点对我个人没利的时候，你才敢相信，这个话是不是有分量。

学生：黄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您刚才提到，国际投行在兜售复杂衍生品的时候呢，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其中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国内的企业，对国际投行本身的性质，和复杂衍生产品本身的认知存在问题，那是否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政府的监管是存在某些漏洞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政府在监管方面应该还做些什么？

黄明：我们政府在国际投行在中国兜售复杂衍生产品方面呢，确实有很多应该可以做的，首先一点，美国的监管方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宽松的，可是即使在美国这么宽松的一个环境下，国际投行根本不敢在它的国土上兜售它们在中国兜售的东西，就说明美国这么宽松的监管环境下，都对复杂衍生品的监管，已经比中国要严多了，中国反而宽松的太厉害了一点，那么从这个方面，我认为我们的监管层应该更加紧对复杂衍生产品兜售，尤其国际投行在中国大陆兜售衍生产品的一些监管，顺便说一下，中央国资委在2009年3月份已经推出了一个通知，对央企，对它们做复杂衍生产品有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做复杂衍生产品，这个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认为我们的证监会、银监会以及其他的监管部门，应该在这个方面，跟上国资委的步伐。

学生：黄明教授你好，在投资银行界高管薪酬，以及其对应的薪酬激励体制，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另外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投资银行界的一些高管们，采取了一些限薪的政策，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这些政策是切实有效的，谢谢。

黄明：国际投行的高管薪酬激励，的确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几大诱因之一的，因为这种薪酬激励往往是非常短期的，因此就造成他们更有愿望去加大杠杆，去赌博，赌赢了，自己一年的奖金能够自己活个十辈子，赌输了，反正有人兜着，因此呢，全球包括很多西方国家政府，都强烈要求，对国际投行高管的薪酬，进行一些改革和约束，那我说这个约束，我认为并不是说把他们的钱付的少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投行业务是一个高端人才的业务，要想对高端人才有适当的激励，就必须要付的多一点，所以呢多少不是这个问题，是应该怎么付，也就是说，国际投行的一些高端人士，应该拿长期激励，你要赚了钱，慢慢的，放在这公司的股票里面，慢慢的，不许卖，假如你要把这公司，过了几年给砸了，那你的财产也全砸进去了，这样呢，就把他们的利益跟投行股东的长期利益，其实也就是社会的利益，绑在一块，我觉得这种激励，才是更有效的。

学生：黄教授您好，我是长江2009级金融MBA的学员，如您所说，看待投资银行，要从全方位多角度来看，而作为一名学生，我更看重的是能够支付高薪的投资银行，更青睐于什么样的中国学生，谢谢。

黄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作为学生，甚至很多家长替孩子考虑，是不是要考虑投行，我举双手赞成，去投行工作是一个好的事业选择，为什么呢？投行啊，这个钱赚的又多，钱来的又快，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千万甚至是亿万富翁，对吧，但是有一条，就是工作得特别累，你要像我这样，每天得需要睡九个小时，千万甭去投行了，得要能够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连轴转才行，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是鼓励大家都去投行，只不过我认为大家去了投行之后，尤其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是应该关心中国的企业，尽量自己在赚钱的同时，与社会的利益，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推动作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取之有道，至少有一点，一定要对中国的企业手下留情。

王鲁湘：感谢黄明教授精彩的演讲，过去的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投资银行业的热闹纷呈，也经历着随着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带来的一个极富戏剧性的行业剧变，揭开投资银行的面纱，功绩的背后，我们看到一个百年老店式的投资银行，已经将它的业务置于数不清的利益冲突之下，也许这个世界不会有永久的权威，真正的权威只能建立在信息的平衡，以及清醒的思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