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利益冲突之下，最为可怕的冲突在哪里？是商人？是专家？政府、企业与百姓如何判断？中国投资银行的发展，情况怎样？

那么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利益冲突，就是这个兼并、收购、咨询方面的利益冲突，我老是警告企业家不要轻信投行，为什么呢，投行的业务模式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收购成功了，它拿钱，你不收购成功，它不拿钱，因此你要听投行的建议，它肯定会建议你一定要去买，有好多例子都是这样，举一个例子。

某一个民营企业家雇了一家投行，到海外去帮他收购一家美国企业，但是你收购一家企业，你得做尽职调查对吧，看这个卖方的资产是不是健康等等，他请谁去做尽职调查呢，他请这家投行去做尽职调查，我说你这错了，你相当于请一个房地产中介告诉你，这房子告诉我该不该买，它当然会说要买，所以尽职调查要请一个中立方来做尽职调查，不要请投行，简单来说，投行的利益在跟兼并收购的企业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又有点冲突了

当然投行还有其它的业务，比方说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创新，以及投行逐渐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取代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整个这些新的创新，我们也知道，也就是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诱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投行的利益冲突就更大了，投行为了追逐自己的盈利，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都有冲突了，第一点不光我们在国内，在西方的很多的政府都已经看到了，所以这一轮西方政府要做很多的金融的改革，希望能够限制国际投行在这方面的利益冲突。

在投行所有的业务中，利益冲突最厉害的恐怕就是复杂衍生产品的兜售业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复杂衍生产品的交易中，双方是对立面的，像打麻将一样，客户刚签合同那一刻，输得越多，就说明投行赚得越多，假如要是对客户有利的话，你就应该给他推荐一些简单的衍生产品，可是简单衍生产品投行赚不了多少钱，因此投行就肯定会推荐一些特别复杂的衍生产品，可是越复杂呢，对客户的财务状况就越有剧毒，因此这上面有严重的利益冲突。

那么总结一下，投行在各种各样的业务中，往往和客户有利益冲突，因此我们怎么来对待投行呢？首先，因为在我们中国吧，主要是企业家跟投行直接打交道打得最多了，所以我们首先得从企业的角度来告诉企业家，你们应该如何对待投行。

假如你要上市，要到美国、香港等等其它地方去上市，我建议你还是要一定用顶尖的投行，比方说最顶尖的两家，高盛、摩根士丹利，这是最棒的品牌了，我举双手赞成，我并没有一味地批评投行，在它传统业务上还是应该找顶尖的品牌，一旦找了顶尖的品牌之后呢，你呢信它们多少呢，差不多信80%，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投行要是成功带你上市了，你成功了，它拿承销费，你要不成功，它不拿钱，所以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基本上，再比方说如何写招股书，如何重组公司的结构，如何做公司治理，如何对这个审计师等等等等方面可以听投行的，可以信80%。哪20%不能信呢？就是在投行定价的时候，在它选择承销团队其他成员的时候，往往有它自己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你注意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传统业务中，基本上我还是鼓励我们的企业，和国际顶尖投行打交道是一个好事，但是其它的业务就要越来越小心了，比方说兼并收购，就像我说了，你要不要去收购某个国外企业，不要听投行的，得自己拿主意，最好找独立的专家，比方说国际上比较了解国际市场的独立的咨询公司，让它们帮你去拿主意，该不该做这个收购，一旦你决定要做这个收购了，在结构上、在融资上，这个方面可以听投行的，因此呢我的结论是，在兼并收购咨询业务上信投行50%，信一半，好吧？那么在最严重的利益冲突的衍生产品业务上呢，我建议大家只能最多信10%，90%都不能信，因为当你信一个投行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跟对方打麻将，然后要让对方帮你出牌，那你不就等着亏损嘛，我们很多企业，不光是国企和民企，都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请教投行给它们设计衍生产品，结果设计出了非常剧毒的、复杂的、完全没有必要的衍生产品。

总结一下，在衍生产品方面基本上是利益对立的，所以这个时候信投行信的是越少越好。那么企业不光是我们国内跟投行打交道的唯一的主体，我们国内，我们的政府监管方，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都不断地在跟投行打交道，因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投行呢？那么我下面想说几点。

首先，我们要肯定投行给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中的正面的贡献，它们究竟是给融资和投资方搭了一个桥梁，我们不光要肯定国际投行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且我们要大力发展建设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投行。

除此之外，我就需要警告大家，不要把投行说得太正面化了，投行呢是商人，投行的最终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因此特别要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专家来咨询请教。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经常请投行，几乎是以独立专家的身份来给我们做顾问，来告诉我们该如何做监管，如何发展，我们的媒体，即使最棒的中国媒体，经常是以投行人士请来做专栏作家，这一点在美国是绝对很少见到，基本上我没有见到一个例子，一个主流的媒体请投行人士来兼职做专栏作家。

那有人说了，投行也是讲信誉的呀，并不是说它是商人它就不讲信誉、就不可能当专家了？这一点我想说两点，第一，从1990年前后之后啊，随着国际投行被职业经理人在短期激励下来控制着，国际投行的信誉度是越来越下降了，这是一点。另外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信誉度就更差了，为什么差呢？因为在美国这种社会，比方说（美国）有监管层和法庭的威慑，（投行）不敢太猛了。可是在中国，我们的监管层和我们的法庭对它们的威慑力不够，说白了，就是投行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因此呢它们不怕威慑，它们就（能）做很多损坏信誉，为自己牟利而伤害客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最后我们的监管层如何跟投行打交道呢？不要光把投行当成专家去请教它们，因为它们是有利益的，比方说国际投行和国际银行，通过我们国内的银行，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兜售了很多所谓QDII，也就是非常复杂的、有点像雷曼迷你（债券），在香港卖的那些复杂的衍生产品，而且是卖给老百姓。这种事在美国、欧洲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我们中国发生了。不是都说我们监管特别严吗？为什么我们的监管方让国际投资银行在国内给我们的老百姓兜售这种复杂的剧毒产品呢？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监管层吧，很可能是把国际的投资银行当专家顾问轻信他们了，应该把他们当成监管对象，监管得更严一点，比方说我们国内的券商，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跟一个企业签一个复杂衍生产品，但是国际的投行，至今可以到大陆来，随便签一个复杂衍生产品，他们享受了非常高端的待遇，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注意。那么在加强监管国际投行的同时呢，我认为我们的监管层也应该大力地推动发展我们自己的本土投行。

那么今天我就通过对国际投行的历史演变，以及它的社会功能的分析而总结，国际投行往往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会有利益冲突，往往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客户的利益，可以这么说，在近代美国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历史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美国的监管层与投行的利益冲突在作斗争。

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国内的监管层，我们国内的社会也应该正视国际投行，不要再把它们当成独立的专家顾问，而是把它们当成追求利润的商人对待，这才是应该看待投行的正确方法，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黄明教授精彩的演讲，那么兜售复杂衍生产品我们也知道，一直是投资银行获取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产品，那么为什么越是复杂的衍生产品，在您看起来越是糟糕，它里头越包涵着各种各样的毒素呢。

黄明：首先，我想强调就是企业不需要复杂衍生产品，我从来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教学和顾问案例，我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企业对衍生产品有正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特别简单的产品来满足，根本不需要用复杂衍生产品来做，但是投行为什么愿意做复杂衍生产品呢，说白了，衍生产品越复杂，投行与企业之间的这种知识和信息不对称就越大。加上这个竞争就越少，所以投行可以在当中赚取更大的利润，假如投行给你推荐一个简单的，它的利润很可能就是几万美元，而它要给你推荐一个复杂的，很可能它的利润就是几百万美元，一百倍的差别，会对投行有很大的影响。

王鲁湘：那么您刚才说到，我们要发展中国自己本土的投资银行，那么中国发展本土的这一个投资银行，这一方面也还是有一些实践，是吧？我们好像也听说过像什么中金国际、中银国际等等，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品牌，您觉得这一些中国本土的投资银行，现在我们发展的状态怎么样？

黄明：我对中国本土的几家大的投资银行，是这么看的，它们到现在为止，确实做的非常不错，但主要的是依赖中国的支援，比方说把中国的大型企业带到香港、带到美国去上市，当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利用了一些中国的特色，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呢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这几家投行还远远不是国际品牌，什么时候是个国际品牌呢，当我们的一家投行，把一个著名法国企业带到美国去上市了，我就开始承认它是一个国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