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朱老师你好,您在美国和中国都教过书,那么您对于东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同,您是怎么去看的?
朱孝远: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他说大学呢仅是传授知识的,大学更应当是传授智慧,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授技术,大学应该锻造人格。那么人格怎么训练呢?人格就要训练你全面发展,我们现在从西方的教育来看,它是比较注重能力的,我们是比较注重知识传授的。所以西方现在老师不讲课,我在西方教书很开心,老师就要引导学习就行了,自己不要讲,当教练是不用跳高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就把西方的那个学生就在一起开一种叫做讨论课,讨论课里面,他们乱说,说的都是错的那你去纠正他们,结果学生能力是提高了,我们的知识也变成相对的了,对吧。
中国不是,中国到这里你挺累的,你一天到晚讲课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理念叫做什么,叫做授业、传道,解惑,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处境里面,不同话语里面的那种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一样的,那么西方还有个东西,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西方的国家那个大学,宣称自己是培养领导人的,那么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它和平的多,我们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的,但是没有提到要培养哪样一种精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感到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化传统的不同。
提问: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基础?
朱孝远:全球化的文化基础是文化的实力,过去搞艺术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是不是?你说这句话对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确实是不全面的,那个世界的文化的交流它从本质上来,是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优秀性,同意吗?还有一个它的互补性。优秀性的东西,比如说梅兰芳的京剧,齐白石的《虾》,是吧,即使贝多芬写的小曲子叫《致艾丽斯》,这种东西你一旦做极端的好了,它就有三个超越,第一个超越就是时间的超越,古代的人喜欢,现代人也喜欢;第二个就是空间的超越,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第三个就是小题材和大题材的超越,你比如说那个《虾》,那个京剧,那什么是大题材呢?但是你一个东西做到了极端的精美,它就无所谓小题材和大题材,就成为文化的共享的全球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东西要进行交流首先就是它的优秀性。
其次是它的互补性,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而你有,那我怎么办,我只好管你借,向你学是吧,如果你要开放向人家学习。你比如说芭蕾舞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弄出来的,是吧,它先在意大利,后来跑到法国跑到俄罗斯现在又怎么了,但中国把它引入了,还办了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来专门跳芭蕾舞,搞了个芭蕾舞系对吧,然后中国就弄出中国式的芭蕾舞,什么《红色娘子军》啊,《白毛女》啊。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不会出现一元化的局面,反而是在多元化的情况下,出现多元的文化格局,刺激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共享文化的共存。
提问:朱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然后对文化史有比较深的了解,那么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朱孝远:我觉得就是要注重对国民性的研究,国民性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民族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共同认同的文化标准,这个东西过去我们不注重,但是非常之重要,比方说中国驻德国大使,给德国人去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看不懂,他就问那个大使,你们那个男的送女的,女的送男的,送了两个小时,到底干什么。为什么一句"我爱你"说不出来,这个问题从浅处说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实际上从深处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中国或者世界上的那个,人文学研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类我们叫做基础研究,还有一类我们叫决策研究,那么那个国民性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决策研究,它一定要建立在对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它才有力量,你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投降了,美国就不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了,就请那个社会学家,去写一本书,研究怎么对付日本人,那个人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菊与刀》。然后美国人就把他的研究送到一个国家掌握的再研究机构去研究,研究出来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认为那个天皇制度是不能由美国人废除的,这个结论不是那个作者得出的。还有那个英国搞了大英帝国以后,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殖民地,部落皇宫的反叛,它觉得弄不好,因为文化不同,就派了一大队人类学家去研究部落,人类学家拿了英国政府的钱不好好为政府服务,就写了很多人类学著作,回到了英国,英国政府很高兴,说你们文章写得多好多好,多么重要,结果把那些人类学著作,送去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再研究机构研究。
研究出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部落首长、部落酋长都是世袭的,建议英国政府把那些部落首长的儿子弄到伦敦来,学BBC英语,看芭蕾舞,把他培养成英国的上流绅士再送去当部落酋长,这样一来解决了问题。所以你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你要研究世界文化,我就觉得要把文化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实际上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你真的把国民性研究透了,一个地方发生什么大事,你就可以预知,那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世界上各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它们都是从它的潜意识,国民性里面,马上就能猜出他们的国际性的反应,所以从这么重要来说,我觉得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不仅是一个交流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怎么使得文化走向现代的一个应用性的问题。
王鲁湘:非常感谢朱孝远先生精彩的演讲,朱先生的演讲从历史、现实,和艺术等多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明和文化的多重角度,如今历史的推动和现实的需求使得我们对东西方文明的理解,不能再停留在表面,也许只有互相尊重,平等对话,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间,更多的问题将留给大家去做进一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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