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伸的历史坐标中，纵观整个20世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何完成从"动员"到"复员"的道德转变？它呈现的又是怎样的发展曲线？

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史学家，叫霍布斯鲍姆，他曾经把20世纪或者说20世纪的主干部分，比如从1914到1989这个主干部分称作一个短的20世纪或者说核心的20世纪，那么他把这段时间称作一个"极端的年代"，有一本书就叫《极端的年代》，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它带来的结果很快就是多少皇冠落地，十月革命等等，世界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个一次大战其实也就是由各国进入总动员开始的。那么这个极端时代，20世纪的这个和过去的或者其他文明，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时代，尤其联系中国的情况，我称之为一个动员时代，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我称之为动员时代。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在一九四几年之后，一直到文革，又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地紧张和激烈。那么这样一个动员时代它的特点，就是表现想动员大众，开始尤其是最早，像包括我们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曾经，他是前清的进士，翰林，他甚至喊出劳工神圣，劳工万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就是说试图使人民，使劳苦大众成为历史，成为世界的主人，当时北大的很多学生到门头沟，到好多地方去动员，像湖南那边到安源，到煤矿去动员，给工人说，工人两个字，过去是竖着写，是什么字啊，工人，天，对，是天，就你们工人，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你们应该顶天立地，应该成为主人，所以这个动员的对象是大众，动员的主体，开始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然后来是政党及其组织，包括外围组织，后来甚至是政府，那么这样一个动员，可以说从学运到工运，农运，从和平手段的运动到武力手段的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运动里面套着很多小运动。

它开始致力于主要是思想的启蒙，后来越来越致力于武力的解放，开始试图融入其中，后来是越来越自上至下，有一整套唤起大众的目标观念来作为旗帜，而且发展出一套精致的发动群众的手段和技巧，但是今天这些东西对我们已经相当陌生了，过去我们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休息天的，晚上经常是要开会，到了80年代初突然发现，有一天发现，有好一阵晚上不开会了，单位不开会了，过去是经常开会，学习会，批判会，传达会，很多，另外经常有很多劳动，南方是双抢，义务劳动，红旗招展，人的海洋，旗的海洋，现在就好像没什么动静，这里修了三环，那里修了地铁，那里一个大楼耸立起来了，过去这些都是，要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目标，都是通过运动来解决，首先造舆论，铺天盖地，现在通过很多现代高科技，北京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西哈努克亲王，比如说要访问，到北京，到杭州，到上海，大家都不工作了，那一天，几十万人，甚至上街动员起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今天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当然我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我这里主要讲30年，但是我是交代一下前面的一些前因后果，我刚才所说的动员时代的顶点，不是发生在这30年，是在这之前，在文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0年，实际上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曲线，不是完整的过程，更不是上升的曲线，实际上在这30年，只是一个余波，也就是我说的不断地淡化运动的因素，斗争的因素，不断地淡化，直到最后在相当程度上基本被消解了，运动的因素基本上被消解了。那么这样一个变化，这30年，这个基本的趋势，我想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说，一个当然就从1978年底一直到80年代末，甚至你也可以甚至再划后一点，划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那么这一个阶段，还仍然有很多运动的余波，甚至是用运动的某种形式来化解运动，比如说早一点大家能听到有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是一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比如说培养四有新人，这样一个运动它是和以往的文革或者阶级斗争运动不一样，那时候赞颂的是革命小将，造反先锋，你们有时候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片子，而是强调文明礼貌，但是运动的方式确实还是有过去的余波，还是采取比如说，过去80年代了，每年3月份是很热闹的，尤其3月5号，学雷锋的日子，大家上街，可能几十万人上街，军区司令员也上街，市长也上街，然后打扫卫生，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场景。这个是讲80年代。

那么90年代呢，我们说动员式道德在80年代消减已经开始，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个过程就飞快地加速，甚至可以得到某种完成，但是这个力量现在主要的不是政治力量，是什么力量？经济力量，市场经济，加上全球化，这样一种力量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都越来越讲究实效。政治上就越来越少搞运动了，尤其没有那种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多功能是通过官员的体制或者科层的体制，当然在这种市场经济情况下，官员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远非过去所能比拟。

我在军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副连长，仅仅因为就是贪污了几百块钱，然后就办学习班，那时候办学习班实际上就双规了今天的，那现在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都是动辄百万，甚至千万，但这个所掌握的资源不一样了。

政治对道德的提倡其实也越来越采取日常缓进的形式，而不是运动的形式，而且开始意识到就是说这个领域，道德领域的相对的独立性，就说它不是，很多内容不是以政治为转移，更不是以过去经常变化，很难把握的路线斗争为转移，因为有一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要存在，要不这个社会就很难维系，就可能要走向崩溃。所以就越来越遇到道德历史的传承性和普适性。而且英雄的人物也越来越不是由上而下来"树"起来，过去是经常要树榜样，树英雄，现在这个"树"有很人为的痕迹，比如说雷锋，其实我们知道名字本来，他真名不叫雷锋，叫雷振兴，但是这雷锋多好听，多好记呀，要树立一个英雄，那就尽量地都要完美，后来还有王杰还有什么，刘英俊，刘英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王杰可能是改了名的，那么这样就是，现在的当然就是不会去跟人改了名了，另外也是自下而上的很多，我们只是评选，而且是老百姓评选，比如说最感动的人或者等等，而且这些被评选的人，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也都有。包括比如像2004年评选了一位捐肾救母，孝道感天下的一个孝子，田世国。甚至还评选过，有一次评选了一个日本的律师，2003年，40多年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无偿代理，自行垫付一切费用，一个日本律师，也评为最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那么你发现这些就，它相当地多样，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种普遍性，这个时候更强调道德本身的标准，而不是政治的标准或民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