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城里人跟基层农民的对立在加剧，他们互相之间依赖也在加剧，两种感情，两种情绪扭结在一起，使得很多事情都非常难办。你就感觉现在的城市化，现在城市化的城市像一团乱麻，你找不到一个头来理出来。从哪下手？你不知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是存在这样的一种两难，实际上这样两难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首先要维持这个结构，现在很困难。

你像美国人，你到什么地方，你随便去，去了到当地你挂个号就行了，你就是当地市民，居住，或者你有一定期限都可以，就说你成为当地市民了。就是动态的管理这种方式我们显然现在还不会。这里头有什么呢，有思想上的问题，有行动上的问题，还有技术上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它现在还像黄仁宇先生讲的，我们还是不能实现从数字上管理。

就说我们现在所有人的资料，人的经济，尤其是经济活动你不能监控。像美国，你每一笔收入他都会监控，你都得报税，你不报税就出问题。但是在我们这地方，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你连收入都监控不了，更何况人的活动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术也解决不了这问题，所以说他无法实现人的动态管理。但是呢你这样的管理，就说你还沿袭过去的方式你就管不了，尤其是像珠三角这样的地方你根本管不了，那种治安状况之差作为管理者来说，他觉得很头疼，但他又管不了。用好多招，什么还是恢复暂住证，甚至出租房安摄像头，恨不得每个人身上带个摄像头，这根本不现实，成本奇高，你管不了。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是非常的捉襟见肘。

所以说那我们说还是给它废掉吧，学西方，用动态化的管理，用法律的管理。但是我们要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现在严格来讲，中国不存在失地农民，所有农民都有地，只是说他把地租出去了而已，都有地。他的户口还在那地方，他可能是湖北人，湖北一个农村的，但他在珠三角打工，在它那儿打工，但他还是算那个地方的人，他都有地，那地方有地。这名义上是给他的，是他的，没有什么失地农民，这就有问题了，就说他已经完全不要这个土地的收益了。

但是我们这个结构还存在，而且很多城市人特别希望什么呢，他们特别希望的是中国实行这种候鸟模式。候鸟模式就是什么呢，就像现在有点近似，就是说打工的时候你们来打工，你们要回家呢，我们不用你说你就回家去。就像现在经济危机一起来，就回家去吧，实际上在城里生活惯的人，回去他根本无法靠他那块地生活，生存，那个地他早就不知道转租哪去了。

候鸟式的这种模式，这也就是南非的模式，南非当年种族隔离时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城市化，它不是一个政府的意愿，也不是某些学者的意愿，也不是某些团体的意愿，它是农民自己的意愿，就是今天，我们城市化走到今天，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农民用他的脚走出来的。

你想想看，现在他自己，原来是自己单身出来，后来中年也出来了，原来是单个儿，后来把老婆带出来了，孩子也带出来了，否则怎么有这么多打工子弟小学。他就不是做候鸟了，过年过节我都不会去了，因为票太难买，我好不容易挣了一年钱，三分之一钱都扔路上了，不回去了。就是不回去的农民这个现状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他不肯做候鸟，所以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的。

还有就是城市管理的困难。还有学者说，那如果是过户籍取消了，那北京不一下都来北京了吗？都去上海了吗。显然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有些超大城市的问题，但是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进城，而且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进一个城市。因为人一旦多了以后这个生活就很难了，他自然就分离，这是一个自然趋势。

一旦生活艰难他就会转移，但是你即使如果觉得这个趋势可能有点无序，你可以设出一些门槛，这些门槛来控制，所以这有忧虑，你说像这样一些的忧虑，像这样一些忧虑他看起来，像比如城市膨胀的忧虑，他是从市民角度来考虑的，比如说农民失地的忧虑，他是从农民角度考虑的，但实际上你要仔细分析一下子虚乌有，因为实际上当年无序，就是没有人控制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那么长时间了，第二次城市化浪潮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发现膨胀到了根本控制不住的那种地步。

它是在膨胀，但是不会到了，就是我们讲，像那种非常可怕，好像一下子突然之间就会北京城大街上全挤满人一样，其实这个现象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有头脑的。

一面是城市生活的需求，一面是城市管理的难题，城市化中的贫民窟悖论怎样解开？城市化的良性循环又该怎样建立？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的，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带来的所谓贫民窟悖论。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进城农民居住的地方，一个是地下室，一个是城中村，还有一些城市边缘地方的一些农村的房子，还有极少数地方他会自己自搭一些，私搭乱建，就是一种贫民窟的雏形。

我们知道，你说为了城市的脸面，不能有那种像拉美，或者印度孟买那样的污水横流，居住条件，苍蝇嗡嗡的那样的贫民窟，看起来不好看。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歧途，城市化，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歧途。但是我们想，我们城里，城市既然离不开农民工，你又不给他们解决住的地方，你让他去哪儿呢？候鸟做不了，他的根在这儿生存，尤其是说第二代农民工，他根本就不能回去了，他根本就不熟悉农村了，他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了。怎么办呢？

你经适房也好，廉租房也好，没有考虑农民工，这是个大问题，尤其廉租房，你为什么不考虑农民工？农民工是个大头，城市居民基本上都有地方住了，农民工没有地方，没有立锥之地，这地方，你又离不开他，你为什么不给他个立锥之地？

包括我们讲说农民工的治安问题。农民工的治安问题，有一大部分是由于什么呢？农民工对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导致的。他有仇视，他没有归属感。要想有归属感首先你得给他个家。他在这地方落脚了，住下了，他才有归属感，这个城市是我的，这是我的城市，这样，他就会有爱这个城市的这个心。所以说秦晖教授说了，其实就是有贫民窟，也比我们现在这样的为了城市的脸面，大肆地销毁城中村要好。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农民，就是进城农民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要我提方案的话，我就是说首先要解决没有户口的农民住的问题。无论以什么方式，让他有立锥之地，然后我们逐步地解决户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