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确实不容易像西方人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而失魂落魄，悲观绝望，但很可能那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虚无主义本来就已经潜伏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了。虚无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是西方的虚无主义是即兴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是慢性的，西方的虚无主义往往是自觉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往往是随便的，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往往对虚无主义也持一种虚无主义的可有可无的态度。对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者，鲁迅曾经做过这样的描绘说，他们畏神明而又烧纸钱做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做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姓甲的战士明天姓丁，就不信权威这个特点来说，这些人和俄国的虚无党人很像，但是鲁迅说，俄国的虚无党人这么想便这么做，这么说这么做，而我们的虚无党人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在前台又是那么做。鲁迅把这种人称为做戏的虚无党，和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区分开来，给予严厉的斥责，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笔下的这种形象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舞台上的熟悉的角色。但是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做戏的虚无党恐怕还不是最为可恶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看到，还有一种虚无党人有时候是连戏也不屑于做的，做戏的虚无党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真诚，在做戏的虚无党面前这种不屑于做戏的虚无党人往往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我虽然不道德，但还毕竟还真诚，我虽然不承认其他价值，但我还承认真诚这个价值，你是伪君子，一虚伪就把君子给虚伪没了，我是真小人，我虽然是小人，但是还有一个真留着呢。

那么谈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要警惕这种把，按我的话来讲是把无耻混同于真诚的这种文化现象或者社会现象，真诚要能够成为一种正面价值，前提是内心有一个绝假存真、诚心向善的自我，一个人丧失了这种自我就已经无法真诚了，而只能无耻，伪君子的伪装对妨碍人们尽早识破真相，及时阻止其危害，但是坏人们如果都肆无忌惮，都我是流氓我怕谁，一个社会之为文明社会的文饰和约束也就所剩无几了。

童世骏认为，中国的虚无主义是慢性的存在，其潜在的破坏性更值得警惕。当节俭传统遭遇消费呼吁,当精神需求遭遇迷信泛滥,我们的精神世界如何穿越市场经济带来的层层迷雾？

讲到市场经济的精神挑战，人们很容易想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这些现象现在仍然不少见，但是严格地来说，这些现象与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它的本身谈不上低俗和腐朽，但是也对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方说市场经济的刺激消费的需求，就会产生一个消费主义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刺激消费的需求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是市场经济和精神生活有关的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求，而且创造了分期付款之类的刺激消费的信用工具，那么对这点，丹尼尔贝尔有很详细，还有其他一些不少这个西方学者都有一些非常深入的研究，包括经验的研究。他说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者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而信用卡让人立即兑现自己的这个欲求。

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话，吃苦耐劳的民族传统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但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却可能引出完全不合理的结果，可能使人们沉溺享受，不思进取，甚至使全社会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曾经连续数十年支撑了经济景气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当中，已经被普遍地指责为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一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另外一个矛盾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新是新旧的新。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无疑是主角，但是提倡创新精神也有走向唯新是好的浮躁心态和浪漫情绪的危险，构成完整意义上企业家精神的，还有事功精神，理性能力和规则意识，改革前期，创业有成的许多企业家后来却纷纷落马，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他们那里，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所应该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和必要的平衡。

第三种矛盾，我受贝尔的启发来看我们自己社会也存在的是，扩大精神生活空间与避免巫术迷信泛滥之间的矛盾。贝尔把美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复兴，认为在种种危机面前，人们会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会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这种局限的意识，就是这种限制的意识，在以内在超越、天人合一为主要文化传统的中国，对宗教的作用我想只能给予有限的期待。对人为制造的宗教，还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其他文化传统当中，主要由宗教来满足的那种精神需求，在我国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在民众那里有明显的增长，在政府一面也逐渐给予了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国家的公共意识形态与公民的个人精神追求协调起来，如何在扩大精神生活空间的同时避免巫术迷信的泛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2005年，被判处死缓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当他儿子因受贿被捕的时候，责怪其儿媳妇信佛不诚，在他自己被双规的时候，哀叹自己天天拜佛，怎么不见显灵，这种心态在贪官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些贪官心目当中，神灵菩萨也只是贿赂对象，本应具有神圣内涵的宗教仪式却成了花小钱发大财的人间骗术，我们谈论今天中国的精神生活，对这种现象不可小看。

那么当然，讲精神生活的现代困境，讲市场经济的精神挑战，讲精神，现代精神危机的中国特色，并不是要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悲观绝望，其实有这种情绪的人却是不少，但我认为这种情绪恰好也属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当中一个应当加以大批判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加上大胆尝试、勇敢闯关的现代意识，是成就30年发展的宝贵的精神品质。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中国社会又反过来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不少积极的影响。

比方说精神生活的基础是精神需求，就精神需求的满足方式而言，市场经济这个把有效满足各种消费需求作为主导原则的经济形态，对精神生活也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这点我可能和许多学者看法有所不同，在当代社会，资本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具有两重性，资本既诱导控制消费需求，也追随和迎合消费需求，当年，当前中国的国学热，于丹现象等等，很大程度上是图书市场、教育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迎合，因此重要的不仅是消极地提防和抵制资本的诱惑和控制，而且是积极地利用资本对消费需求的追随和迎合。

对于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人来讲，提升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宗教之外。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获得永生不朽的途径，今人也有不少类似的说法，李大钊，鲁迅，胡适都有类似的说法，和我们最亲切的，我们最了解的是雷锋的那句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据说毛泽东在读了《雷锋日记》当中的这句话以后，这段话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此人不简单，他懂一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