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人治和法治的方面怎么样。可能很多人说，现在法治还早着呢，是不是，现在人治东西还是很多，是不是，如果从我们现在来思考，究竟有哪些方面影响了我们人治和法治呢？我看有两条。

第一个就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都有一个党的领导，都有一个党的体系，这个问题现在是很敏感的话题，但是你要讲法治人治又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要区别党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呢还是党作为具体的公权利的行使者？

小平同志在一改革开放就讲，党政关系必须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加强的是党的领导的作用，而不是让每一个党的具体的负责人都行使公权利里面的这种权利，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行啊？党的权利的监督的机制怎么样来完成呀？

像这些问题是我们进一步需要来思考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潜规则和土政策了。法治的一个很大的天敌就是潜规则和土政策。中国的潜规则太多，而潜规则背后是各种各样的腐败，是吧。法律作为全国大家都必须要执行的东西，但是到了下面，你去看一看，到了乡里面，到了村里面，它走样了多少啊？有些合乎他利益的话，他就是层层加码，是吧，不合乎他利益他减码，合乎他利益他就层层加码，我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很好思考。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现在有什么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吧。尽量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尽量给社会更多的自治。那么我觉得从现在我们回思起来这30年，也有两条可以来思考的，一个怎么就是转变政府的职能，我想经济学家很多人感到这个问题，市场改革到了今天进一步的阻力是什么呀？

吴敬涟教授也好，我在上次北大博士后那次论坛，厉以宁教授谈也好，都提到了市场改革的下一步如何改变政府职能，还是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吧。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现在也实行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说更多地实行了国家干预，或者有人说美国可能比中国还社会主义，是不是，不管他是怎么说法，咱们现在来看确实有一个趋势，在经济危机下面政府加强了它的干预的力量。

但是中国应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还是国家干预过多，本来国家应该更多创造了你的秩序，现在国家把资源更多地它希望能够来控制。

我想这些就是问题呀。

本来应该国家更多地拿出钱来搞点公共产品，是吧，解决了教育的、医疗的，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要钱，他也得没钱过不了日子啊，所以他往往就希望在资源方面能够来享有，是吧，来取得资源，来谋得利益。

我想在这些问题上，表明了我们政府的职能还要改变，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是讲它责任怎么有限，是讲它权力是有限的呀，有些不是它所干预的领域，它不应该去干预呀，这部分问题确实很多。

第三个问题呢，我想就是涉及到公权和私权，是吧，我想公权和私权，在我刚才讲的过程中，也已经讲到了，现在私权被公权的侵犯的现象还是比比皆是。

我就拿奥运期间北京的为了使得环境比较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不被污染的天空，或者说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交通的不太拥堵，是吧，我们实行了单双号，要是从法律角度来说，我觉得完全必要，这也可以叫做公共利益需要吧，是不是，但是公共利益需要了以后，要不要补偿啊？北京市市政府答应补偿了。

所以有人一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是赞成啊，补偿了嘛至少，对不对，而且是这两个月，至少我这两个月的养路费已经明确宣布了，明年交养路费的时候一块儿就少交了，是不是。那如果办奥运，这个工厂也停，那个地方也停，其他这个工厂都停了，那也有人提出问题呀，那这算不算由于公共利益而限制了私人的财产的利益怎么样，是吧，我想这种情况要说起来的话，应该说相当多的问题，是吧。

最后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制和那个水旁的治。刀旁制和水旁治，我想我在刚才讲的时候，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说的人权入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人权入宪只是刚刚开始，并不等于写进去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是不是？

我们应该看到，从我们国家来看，长期以来，或者说从封建社会以来，公权利就是很庞大的，私权利就是很小的，那么到今天，我们要一下子想改变这种情况，把我们的执法部门，公安部门，其它部门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的东西，如果一下子都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都改掉，也不现实，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呀，是吧？权利的保障。

终究说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我认为还不是同步的，或者是差了很多。如果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得比较快，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那不仅会造成脱节，不仅会造成扯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可能造成断裂，是吧.

而这个断裂就会要造成社会的更大的动荡和不平衡，因此我们要看到30年改革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现今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仍然很厉害，火山口仍然有一些，是不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方面，法律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武器，我们必须运用好这种东西，那么来解决社会上各种的矛盾，我今天讲就讲到这，好吧，谢谢大家。